聂鲁达

影片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智利的共产党员。1948年，他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维德拉，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在民众中是何等风光。在一个小酒馆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欢歌笑语，其乐融融。聂鲁达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一位沙漠中的游击战士。他热情洋溢的表演迎来掌声，在观众的期待之下他念诵起自己的诗句。但好景不长，政府正在重新安置党派领袖，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派人员前来告知聂鲁达，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工作了。

聂鲁达敢于当面怼总统，指责对方是走狗一条。虽然在与总统摊牌、博弈后，依然于事无补，但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坚持。在逃跑前，他还跟妻子合影留念。浪漫而诗意，极致而反叛。一场世纪大追捕，就此开启。

随后登场的便是追捕聂鲁达的警察奥斯卡，他威风凛凛，自信心爆棚。他的父亲是警察机构的创建者，奥维利尔。按照家族传承和职业惯性，他应该也是一个理性冷酷的警察。但从开始追捕聂鲁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开始弥漫着无穷的诗意。

“我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但我也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第一次追捕以失败告终，他们来到聂鲁达的住处扑了个空。警察开始用诗意的旁白描述与追捕有关的一切，这次行动被比喻为远征埃及。他在没抓到聂鲁达的时刻，常常想念着他。“他定是在写着不循章法的语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诗歌。”“他被困在四堵墙和一面天花板里，和我一样。”

神奇的是，聂鲁达留给他一本警察小说。或许这行为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也或许只是一种友好的馈赠，但警察却逐渐生出了文艺的气息，坚持每天阅读它。

从这时起，一场简单的“猫鼠游戏”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诗意的追寻。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行进的轨迹中，形成了一首诗中美丽的韵脚。警察把牺牲作为他们职业独特的艺术，也如诗歌一般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余味。他们找到了聂鲁达的前妻，想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聂鲁达。警察爱上了这个女人，虽然他已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爱，还是某种其它的感情。

作为流亡者的聂鲁达继续四处逃窜，在一个酒馆他被民众发现。一位歌者强烈要求他念诗，他和歌者对视着，忧伤而激动地念完了全诗，迎来歌者深情的一吻。聂鲁达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长诗《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每段结尾的“我请求惩罚”，既是对流亡身份的反讽，也是在为民众发声。

聂鲁达念诵诗稿时，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诗人的声音”。原来在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变化。他已经不只是一位诗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与民众走得更近，便更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位乞讨者，但由于出门时分文未带，眼下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警察再次前来追捕，又再一次落空。聂鲁达特意留下一本小书赠与警察，他再一次细细地品读起来。组织开始有了新的计划，让聂鲁达尽快离开智利。他于是更换了妆容，脱胎换骨。

警察与聂鲁达的妻子相遇了，他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去了哪里。而聂鲁达的妻子却回答道，警察是抓不他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警察（这个角色）。

在聂鲁达的“剧本”里，所有人都在围着主角转。他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追捕者，一个逃亡者。他们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但这并不能说服警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配角。他变得更为执拗地要抓住聂鲁达，一个落魄警察的形象呼之欲出。他戴上头盔，骑着摩托出发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明显致敬了《摩托日记》。而当年饰演切·格瓦拉的正是这位警察蜀黍的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最后的最后，影片则迎来了一个颇为诗意的结尾。警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气喘吁吁地行走着。他吟诵着诗句，想象着自己与诗人的各种相关性。或许，他早已爱上了他。而聂鲁达对追逐自己的警察，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让这位诗人一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就这样，“猫与鼠”的游戏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深情“虐恋”。而他们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弦一般，徘徊在诗句之间的美妙互文。

最后想说的是，让后世记住聂鲁达的固然是他的诗句，但对万万千千的智利人民来说，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是敢于搏斗的先行者，更是为底层民众发声的代言人。

正如片尾所说的那样———“这些诗句为他们遭受的噩梦赋予了意义，他们记住的是愤怒的诗篇。”

在我的人生里，

我是先知道“艾青”，后知道“聂鲁达”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聂鲁达是外国人。

艾青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诗人，高中语文里有他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

在我的观影记录里，

我是先看了电影《追捕聂鲁达》，后知道，在新疆克拉玛依，有艾青的一个石雕塑像，纪念他的一首诗发表30周年。

《克拉玛依》

“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克拉玛依，你是沙漠的美人。”

在百度百科里，

聂鲁达：诗人、外交家，智利共产党党员，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

艾青：诗人、文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

聂鲁达，最高的文学成就，是1971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处死尼克松和赞美智利革命》

在推荐理由里，

我向民国粉，以及他们坚定的鄙视派，推荐一位革命诗人的传记电影《追捕聂鲁达》

并强烈建议：在55寸以上电视，观看1080P版本。

因为，光影是导演的立场。

导演用逆光拍了很多追捕的镜头，让诗人浪漫背后，百姓的狼狈，既实实在在，又看不清，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如果一位革命者的一生都在浪漫地请客吃饭，他的政党，下场最好也就是个台湾。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当艾青被悄悄遗忘的时候，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它的百年纪念。

备注：

电影《追捕聂鲁达》Neruda (2016)

//www.iqiyi.com/v_19rr7pioxc.html

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 第76集 艾青（上）》

//www.iqiyi.com/v_19rrg85mpc.html

画面美轮美奂，诗歌动人心房，导演构思巧妙，历史残酷无情

（诗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艺术，目标名垂青史，结果最好是诺贝尔文学奖）

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

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

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

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