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氏451度

“华氏451度是书的燃点……”

《1984》被麻木，被唤醒，被折服。《华氏451度》被麻木，被唤醒，被救赎。我更喜欢后者，这温柔的结尾。

前面很老套，倒是最后几分钟的“人书”富有新意，也富有希望。

特吕弗的第一步彩色片，男主角奥斯卡参演过导演的《朱尔与吉姆》，并凭借费雯丽最后一部影片《愚人船》获得奥斯卡影帝提名，女主角朱莉被阿尔帕西诺称为“最富有诗意的女演员”，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本片改编自美国科幻小说大师雷·布莱德伯里的同名科幻作品。

影片背景发生在未来，一个禁书焚书的年代（遥想当年秦始皇干的才叫斩草除根，读书人直接拉出去活埋），家里有藏书的人们先被警察抓起来，再由消防队员焚毁书籍（特写很多，可惜不认识法语，惊现一本《洛丽塔》）。男主角莫塔格本是一名忠心的消防队员，工作出色面临提升，某天遇到了一名和妻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通过和她的交谈莫塔格发现了生活的枯燥和工作的压迫，他开始偷偷藏阅书籍，直到消防队员下一个搜查的目标是他家......

莫格塔看着玻璃里的上司无声打骂着两名新学员，三个人都像是融化般毫无真实感，预示着莫格塔最后对自己工作和人际的怀疑

片头消防队员焚书的一场戏是全片营造的社会压抑气氛最好的一场戏，消防队员不发一言整齐有序的将藏在边边角角的书都翻了出来，仍在外面的铁架上，一个孩童拾起了掉落的一本书正在翻阅，一个消防队员只消一个瞪眼，孩童的父亲赶紧拿走书将之扔在铁架上。此时的围观群众或是看热闹或是表达自身的清白，无不对消防队员的行为肃然起敬。呼啸的火焰烧掉了人民进步的阶梯，也烧掉了这个社会存活的根基。

反乌托邦世界的终极社会形态是极端恶劣的，而影片所展现的未来世界仅仅是从焚书护书的角度来言，可以说是相当温和的控诉。大量的影像对准了正在被焚毁的书籍，在华氏451度的燃点下蜷缩，只消几分钟便从印刷着精美图画和至深哲理的上好纸张变成毫无价值的卷曲黑灰，虽然知道特吕弗的一部电影不会让这些精神财富彻底消失，但在观影过程中还是由衷感觉到了心疼和愤怒，继而理解在故事中所要展现政权对自由思想的恐惧之深以及人民对丧失人权的控诉。在民主的新社会里，这种极权只以某种形式悄悄的存在，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不知有多少“禁书”不允许被带入大陆，保护人民也罢恐惧思潮也罢，选择的权利不在下等人手里。

被换血的妻子失去了记忆、痛苦、梦想和爱，只剩下了莫格塔记忆中的空壳和熟悉的性爱

不救火只放火的消防队、随便抓人搜身的消防队员、人们不记得过去不了解历史、家家户户的电幕、莫名其妙消失的亲人等等都可在《一九八四》中找到对比和更详尽的解释。但影片设定的社会物质生活还算不错，居有大屋穿有良服，完全达不到物资匮乏人人保命自顾不暇而无所谓精神生活贫瘠的标准，特别是许多老人在公园里和儿媳照顾婴儿遭遇消防队员翻箱摸衣一场戏，书籍被制作成考试必备小抄大小还被从婴儿口袋翻了出来，乍一看触目惊心，还以为这襁褓中的婴儿也要被带走，这样公开挑战吃喝不愁的民怨之事最后竟然只变成了男主角悄悄放走藏书犯开始反抗工作的标志，以个人抗争取代社会写照，这样的格局在我看来未免太小了。在表达没有阅读的世界中，特吕弗也仅仅是让所有人沉默，尽可能的减少交流，却没有更为深刻的将普通人民缺少思想碰撞或相关权益下更为激烈的表现，例如更为粗鄙或增加犯罪等。

比较令人惊喜的是影片中的红色，即代表着消防队的红色，墙壁和消防车的红色既是吞噬一切的火焰又像喷涌的鲜血，这种色彩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比比皆是：偷窥的消防队员旁边的书籍封面、普通人家中的墙壁颜色、学校墙壁的颜色等，无不证明了这种监视的存在来增加恐惧感。

这部电影虽然充满了政治、社会隐喻，却难以摆脱浓重的文艺范。所以在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书籍上自焚而死的妇人可以面带微笑似舞似歌，而因抗争而自愿变成一本本书籍记录者的人在亲人离去后也可以当做是更为深刻的理解书中故事的经验，直观感受到的东西不够激烈，甚至在莫塔格亲面政府的谎言时也毫无反应，很快便甘心成为了一本书，这种反抗太消极太悲观了。

惊现马克打酱油

这四个人竟然在飞啊

并不能说是失望，也许这种电影。本就没有太高的希望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是更希望于电影承载着健康的娱乐，而背负着意识形态的龟壳，很难彰显大师的纵横手笔。

明显的感觉到编剧是很用力的。对书为象征的人类的好奇心的反噬以及特立独行的人性的阉割，编剧就像拿着一把刻刀硬生生的展现了反乌托邦的力道。

但是，人性的核心总是从一个极端不知不觉的滑向另一个极端。一个以人为书，以书为人的世外桃源，是否真的可以承载万花筒一样的文化与人性。嗯，权威的治下，千篇一律的生存。是否可以武断的用标本式的复制保存取而代之？

作者：Pauline Kael (The New Republic)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有一些相当愚蠢——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是精明的——伎俩，却有着十分强大的、几乎是长期的公众影响力。以它们为基础的书籍、戏剧和电影，不需要做得非常出色，就可以成为流行：读者和观众们都会对它们作出回应。有时，设计这些伎俩的概念实在太过原始了，以至于它们对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有吸引力——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被吸引的原因感到困惑，所以他们就把它们当作是某些复杂得多的概念。「弗兰肯斯坦」就是这些奇妙的、有利可图的「概念」之一。还有一个使用这类伎俩的经典案例，是1945年那部阿尔伯特·列文改编《道林·格雷的画像》的作品。原作小说的基本概念，就是当道林·格雷的画像被邪恶的灵魂摧残时，他本人仍旧保持着年轻、活跃与英俊的特质，不过，改编电影并没有呈现这一概念。赫德·哈特菲尔德从未真正年轻过：他从一开始就显得面如黄蜡、冷若冰霜，他的衰老要超出其他任何角色。但是，无论如何，观众们还是对这种伎俩作出了回应，在它在电视上重播时，他们仍在继续作出回应，而且仍在争论，电影人们应该如何安排角色、实施这些概念。

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华氏451度》并不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但其中的概念——相当愚蠢，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精明的——提供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希望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们会想去讨论，应该如何制作出这样的电影。谈论《华氏451度》要比观看它更加有趣。这部电影中探讨了这样一种社会，书籍在其中是被禁止的，与奥威尔的想法不同，它们不是被审查或是改写，只是单纯被禁止、焚烧。爱书之人会到树林中去，每个人都记下一本书，他们就成为了一座活体图书馆。奥威尔将审查制度看作是极权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部影片则与奥威尔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它的某些弱点。《华氏451度》被剥夺了政治性、预言性与告诫的功能，也被剥夺了与焚书相关的、其他种类的压迫与不同形式的系统体制，整部影片在虚空中运作。这种概念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将焚书这种行为，脱离任何的政治语境，用作是一种孤立的、恐怖的幻想。我们熟悉的那种电影，传达的是某种老套的、政治劝诫式的信息，而这种概念，让这部影片成为一种更为原始、表面上更为复杂的东西。

当然，这种花招般的、描绘空虚生活的作品，是无法传达书籍的内涵与意义的：我们无法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捷径，来获取文学与智慧的奥义。这部轻描淡写的科幻剧本，无法激起我们创造性的思考，无法让我们理解，如果书籍被剥夺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在被焚烧的书中，包括了爱伦·坡的《神秘及幻想故事集》，以及雷·布莱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布莱德伯里也写了《华氏451度》的原作小说。这种装饰性的、略微的自负，让我们更能理解这部影片核心性的自负、空虚与匮乏。其中一位书人，最后可能要奉献自己的生命，以保存一部雷·布莱德伯里的小说，这已经足以让这部影片成为一部喜剧了。我们的下一步举措，就是去想象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些混蛋，以及他们接下来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存那些作品——《风流世家》？《天老地荒不了情》？《圣袍千秋》？《冒险者》？《娃娃谷》？我们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了。因为书籍会让人们思考，所以这让当局感到恼怒、不快，所以他们就要烧掉所有的书——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许多书籍并不会让人们思考，印刷品本身对极权主义并不构成威胁。这种对于书籍的观念，显得想入非非，甚至有些像图书管理员的想法。印刷品与电视屏幕一样，是中性的。因此，我们可以回溯奥威尔的那种具有原始吸引力的伎俩，那关乎他看待审查与恐怖的方式。但是，这部影片中的做法，体现了这种伎俩中蕴含的力量，我可以发誓，我听到人们在电影院中窃窃私语，讨论这种对于焚书活动的无意义阐释，他们认为这种阐释是精明的。你可能会认为他们从未读过一本书，但他们仍然愿意将书籍看作是一种具有魔力的东西。当然，这就是这部影片戏弄他们的方式：它将书籍——任何书籍——化为图腾，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观众来说，这就是这种伎俩的吸引力之一，这种力量可能比一些理性手法（例如更详细地探讨审查可能会导致的危险）的效果要更为强烈。

焚书导致了一种自由派式的歇斯底里，观众们进行了一些令人恐惧的联想：希特勒、麦卡锡（他是1953年出版的这本书的灵感来源）等等。一位在伯克利教书的女士曾经拜访过我，那时她看到一本书在壁炉里燃烧。她恐慌地指着那本书，我解释道，那是一本关于一位电影明星的肮脏生活的书，而且它还是由别人代写的，我烧掉它是基于环境上的考量，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塞满它的复制品了。但她还是说：「你不应该烧书」，然后她就哭了起来。这部影片背后的这种讨巧的小概念，之所以很难被摒弃，正是因为这种反应，也是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空中烧书，我们是在剥夺人们群众的宝贵财产，这会带来一种历史性的恐慌，我们不是在烧几本书，而是在焚烧作为整体的书籍。弗兰肯斯坦着力于我们最原始的恐惧，譬如人类不应该扮演上帝，当然还有更为复杂的焦虑，像是科学家可能会扰乱事物的秩序；《道林·格雷的画像》唤醒了我们孩童时期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做过的那些丑恶的、秘密的事情，可能会呈现在我们的脸上，当然它也处理了那些更复杂的恐惧——或是嫉妒——那些美丽的人们，可以摆脱谋杀的罪名，可以变得无情、堕落，而且这一切都不会显现在他们天真的面庞上。《华氏451度》的那种平庸、偏狭的视角，也会让我们的认知回到儿童的水平。影片里的角色看起来并没有完全长大，他们关于如何保存书籍的想法非常幼稚——就像在童话中那样。这些爱书的人在思考如何让文学存活时，使用了一种孩童式的视角。他们没有成熟的概念，不知道如何存续既有的文学传统、如何写书、如何从书上获取知识甚至反抗国家，但他们却可以为了书籍而献身——就像是在玩一场孩子的游戏那样。他们眼中的文学，就像是一座隔壁的图书馆，到了最后，爱书的人成为了一群腼腆的、无害的怪人——也就是书虫。那些美国的艺术电影观众，要比更广泛的大众更具自由主义精神，也更热爱读书，对于他们来说，焚书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伎俩。

但是，即使是在科幻恐怖故事的层面上，这部电影还是失败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特吕弗实在是太「艺术家」了，他无法利用素材中那些低俗的可能性。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节奏、悬念、足够的情绪和随之而来的喧闹高潮。他太有品味了，他不会去做一个陈腐的导演可能会做的事情。当奥斯卡·威内尔的角色阅读他的第一本书《大卫·科波菲尔》的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与三十年代的华纳和米高梅是类似的。如果你也无法想象这一点，那么他的面庞如何能够成为胜利的证明，彰显人类在黑暗中寻得自由的荣耀呢？好吧，这本来就是有点可笑的，而且别人可能会比特吕弗做得更好——毕竟他什么也没做。特吕弗非常谨慎，不想让自己太过显眼，所以影片中的场景一点也不戏剧化，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去弄清楚，去理解威内尔享受阅读体验的原因，因为他必须一直这么享受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他对于书籍如此痴迷，以至于他愿意为它们而杀人。毫无疑问，在威内尔与诱使他读书的女孩之间，显然存在着通奸式的恋情。但是，特吕弗没有提供任何的人物关系，帮助我们定义这些角色。如果他觉得在制作这种类型的影片时，提供太多的描述性桥段是错误的做法，那么他至少可以赋予他们足够的行动，来定义他们在故事中的角色，难道不是吗？他让朱莉·克里斯蒂同时扮演了妻子和女书人这两个角色，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电影俗套，而且这两个角色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她在诠释女书人时，就和诠释那位不读书的、愚蠢的妻子时一样，无法展现她的表现力的话，那么她就无法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书籍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这位女书人的语言是单调的，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心或是想象力，我们看不出书籍对她产生了什么帮助。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些鲜活的、与书籍呼应的特征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威内尔要回应她的建议、阅读一本书了。而他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呢？这样才能证明他是异端的候选人。在这部影片里，当然需要一些留有生命气息的人，可能有人会说，人们其实就是无法拥有书里描述的那种生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爱书的人，就更应该拥有一些「生命迹象」了。难道他们不该与其他人说着不一样的话吗？难道他们不该从语言中获取更多快乐吗？他们难道不会因为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和对语言之丰富性的热爱——而出卖自己吗？导演想要低调，这很好，但他最好还是做得更微妙一点。他不能只是退到幕后，仿佛他认为以某种方式、或是以另一种方式推动情节，是一种庸俗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批评成为了对电影的重写：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他原本的意图，但我们必须自己为事物赋予足够多的意义与联系。因此，当影片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谈论，我们自己可能会如何拍摄这部影片。

在影片中存在着少许「动人之处」：那些无书的人会失去记忆，这样他们就没有过去和历史了。他们会沉迷于过去的语言：首席焚书者（西里尔·库萨克饰）非常机智，他从作家们的反抗中，找到了书籍之无意义性的证据。但是，这些动人之处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它们实在是不够用。这部影片实在过于无精打采，以至于我们看到了那些「花哨」的惊悚片所缺乏的一切——特吕弗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得以注意到影片中的不一致性。人们已经知道如何阅读了：那么为什么要教他们？为什么那些书人将图书馆藏在城镇里，而不是将它们走私到树林中？（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可供借书的图书馆吗？）为什么要让主角向他的同行展现自己的愧疚，如果这件事不会造成任何结果的话？为什么要让威内尔和另一位消防员（安东·迪夫伦饰）之间产生敌对情绪，而这位消防员从未成为影片结构中的功能性元素？为什么逃到树林里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这部影片中的出现的动作常常与主题无关。好吧，如果它们很巧妙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并非如此。当然，如果这部影片存在节奏的话，如果它有目的地发展的话，如果其中的情绪让我们吃惊、引起我们的兴趣的话，那么情节中的所有漏洞都可以成为影片的镂边或是通风口。为什么不呢？诚然，这是特吕弗在制片厂制作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减缓了拍摄速度，拍摄过程也变得复杂），而且它是在英国制作的，采用了英国的技术人员，使用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虽然特吕弗不讲英语）。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影片中对话的时机和词型变化并不准确，为什么剧本听起来像是由未读过书的人所写的。换句话说，他已经被连根拔起，与以前的同行者们分道扬镳了。商业环境使他成为了难民，他必须面对拍摄速度与效率方面的日程压力。在三、四十年代，那些进入好莱坞的欧洲天才们，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压力，所以，我们可能已经无法去期待，《射杀钢琴师》和《祖与占》中的那种自发性与浪漫性了。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至少看到一点灵光吗？特吕弗想要制作《华氏451度》：就算我们可以理解语言和技术上的障碍，但是，为什么他的影片不能更具想象力一些呢？为什么他的想法变得如此枯燥？为什么人物变得如此乏味，他们的处境变得如此平庸、笨拙？为什么成片显得如此不完整？我可以提供的猜想是，由于特吕弗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崇拜，它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才能——他的天赋是展现生活的丰富性，对他来说，他成为最伟大的法国导演让·雷诺阿的继承者，本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在希区柯克的商业宝座上，他成为了一个该死的赝品——他的热情与敏感，会成为他坐上王座的阻碍（罗曼·波兰斯基和其他数十位导演，将在他之前抵达王座）。特吕弗无法使用希区柯克的技术，因为它们是为了某些经过严格控制、受到大量限制的事物而设计的，而且它们是为了迫使观众作出回应（当然，也得让观众享受它们）。希区柯克是一个微型领域的主人：即使是他那些有趣的变态想法，也不过是二维或是三维的。而特吕弗的天赋，并不在于围绕着一些花招般的情节，建构小型的人工世界。他所擅长的东西，是去开拓这个巨大的世界，是在松弛、包容、自由、随和的情况下，去制作他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