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成年后的女性生活看似由无数无关紧要的事所组成，实则每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影开篇智英面容憔悴且不发一言的做着家务劳动，忙碌过后她推婴儿车到路旁长椅处端咖啡休息片刻，却被陌生男女嬉笑打趣：

“命好啊，命好...太羡慕了，我也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还到处转悠...”

“我最近觉得上班太难了，要不也嫁人得了。”

婚姻是女人的出路吗？

智英丈夫给人以温柔体贴的感觉，他会在智英因做家务过多而伤了手腕时关心道：“手腕怎么样，没事吧？”

智英回：“就是用多了而已。你知道真正伤心的是什么吗？医生说饭是电饭锅做，衣服是洗衣机洗，为什么会疼，这么反问我。”

丈夫说：“真是，公司职员们难道因为有了电子日志工作就变轻松了吗！”

但说这些话的也是丈夫：“这次过节咱们去旅行吧。不去我家或你家，要不在家休息。我最近好累啊。”

与此同时智英的反应呢？她未因此变得开心起来，反而怨妇一般盘算着如果他们出去玩，会被婆婆如何闲话，被留下的孩子以及家务又要如何处置。丈夫希望，也有权利短暂脱离工作与琐碎的日常生活，但智英推卸不掉日常的负荷。

家庭狭义上指因婚姻产生的社会生活单位，而在泛亚洲生活语境下已延展到婆家、娘家，而婆家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家庭中的话语权。

春节间智英公婆到她家做客，智英身份由主变客，她变得需要以推测、满足婆婆的期望而活。智英丈夫见厨房水槽堆满用过的餐具想帮妻子收拾一下，智英连忙上前阻止，但已来不及见婆婆阴阳怪气说道：“我的儿媳妇真是有个好丈夫啊。”这对自己儿子的夸赞及对儿媳的揶揄，反应出一种传统家庭视家务活为妻子全年全包的既定偏见。

婆婆并不会因自己同为女人而体谅儿媳的难处，有时反而加入男性群体通过言行打压儿媳，这或是种通过剥削同类而获得自我补偿的行为。

智英走上了街，看着妆容精致，步履轻盈的年轻女性便超速跟了上去。她想跟上其他人的生活，更想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

智英婚前对职场晋升表现出了明确的渴望。上司认可她的工作能力，但担心她女性的身份会妨碍她无法长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即便智英立即表出决心，上司仍把工作机会给了综合能力差于智英的男同事。

职场对女性的打压是明目张胆的。

一表现在智英女上司：金组长作为职场妈妈工作干练，却被上级以开玩笑的口吻吐槽道：“外婆和妈妈不一样，孩子就得待在妈妈身边，要不最后肯定走歪路。事业有成又如何，孩子毁了什么都完了。”男同事毫不避讳的性别歧视，好像带孩子是女性天经地义应该做好的事，与男性绝无干系；

二表现在智英女同事：在同等工作出色的情况下，晋升要比同期入职的男同事更慢、空间更小。

眼下智英的生活半径只有孩子与家庭，她在求职网站搜索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另一方面，丈夫也在网上搜着什么，输入法关联到鬼附身，他搜完产后抑郁症又搜了鬼附身，这表现出他对妻子产后表现异常缺乏一种感同身受后的理解。

这时让我们插入第三者前同事的视角，智英的同事看着她丈夫的照片对她说：你看你丈夫神采奕奕的，你怎么却这么面无血色！

电影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智英妈妈年轻时为了照顾兄长放弃了当老师的梦想；智英姐姐年轻时为了照顾弟妹放弃了当记者的梦想；智英爸爸出国出差，给智英及其姐带的礼物是笔记本，给儿子带的是钢笔；智英读书时被高年级男生不轨尾随，被父亲责备被尾随是因为她裙子短，喜欢笑；还有那些职场偷拍...

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与家庭对女性的倾轧，所有的事情汇总在一起，强光一样使得智英神志恍惚，有时把自己当做了自己的妈妈，有时把自己当做了自己的姥姥。智英太累了，已经无法再当她自己。

智英丈夫告诉婆婆智英病了的事，希望自己妈妈能够多多体谅妻子。婆婆打电话叮嘱智英要好好吃饭。婆婆的关心缺乏一种人性，而是站在把儿媳当作不能劳损的工具人的角度，需要她好好的以便照顾自己儿子、孙女。

万幸的是智英丈夫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发现了她的病，未因此抛弃她，积极与心理医生沟通试图治愈智英心理上的疾病。智英母亲也是从始至终疼爱着自己的女儿。智英没有丢失她最后的稻草，她抓住了爱她的人给予她的帮助，开始面对问题，对社会给予她的不公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电影快结束时智英与她的心理医生有这样一段对话。

智英：崔医生，我觉得这样活着也不错，作为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妻子，偶尔也觉得挺幸福的。可是有时候呢，我又觉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说，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也会为此愤懑不已。可后来我又明白，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别人也应该找到了自己的出口，我不过是自己没能力，才落伍了。

医生：这不是你的错。

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不是你的错；

家庭对女性的倾轧，不是你的错。

你是生而平等的，不需因为自己性别而多付出什么才有资格获得幸福。

如果你感到被冒犯就理直气壮的说出来。抱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被爱，但更想以平等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人批评它不切实际，把所有对待女性的不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倒霉的女人啊

其实，她已经足够“幸运”

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还有妈妈爱她，她还能上大学，找到心仪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结婚，生病了妈妈也能理解她，爸爸和弟弟也试着关心

稍大一些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男尾随，还有善良的大妈愿意帮她，爸爸批评她不应该穿太短的裙子，去太远的地方学习，但至少接到她的信息愿意来接她

工作后虽然对女性的不公随处可见，但还有不错的女性同事和上司

婚后婆婆不理解，但已经比我们见过的太多作妖的婆婆好很多，更不用提还愿意试着去理解妻子的丈夫

是啊，我们想到那些因为性别一出生就被丢弃的女孩，那些像智英妈妈一样为了哥哥弟弟不能受教育的女孩，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同事，那些被婆婆当成生儿子的机器、被丈夫家暴的女孩，还有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被伤害的女孩，是不是觉得智英其实也算幸运？

可这“幸运”，给你你要不要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感到悲哀。

作为直男看完《82年的金智英》，深知女生，尤其是当了妈妈的女生之不易，但是从实际出发，金智英的处境相比中国的女性处境实在是好太多了，尤其是他有个这么帅气温暖的老公，在中国，你可能要吃数倍于金智英的苦，还可能有个直男癌的老公。

我们父母一辈更加不易，他们要养几个小孩，还要夫妻双双出去干活或工作。我妈便是把我背在背上干农活，实在背不动了就把我放田埂上玩泥巴，有时候不注意看，我就把泥巴往嘴里塞了。

我妈先生的我姐姐，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我奶奶没给她好脸色，甚至准备好的营养食物没给我妈直接收起来了，我妈生下我姐后三天就下床去干农活了，直到生下我以后，在家里的地位才有所改善。

我们村甚至有婆婆扬言说，如果媳妇生的是女儿，一定把她塞回去。

我高中时去过一个孤儿院慰问孤儿，发现孤儿院全是小女孩，他们渴望拥抱，一阵往我身上爬并叫我爸爸，当天下午，我尽量多抱几个小女孩，两只手快脱臼了，酸痛了一个星期。

我们村里捡到的小孩也多是女婴，当然，还有我们没看到的杀婴和溺婴，也多是女婴。

也就是说，在东亚父权文化下，女生从出生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更艰难的人生与命运，因此，相比电影里重男轻女的情况在中国农村那是司空见惯。

说来吊诡，真正提升这一代女生地位却是计划生育，虽然，在计划生育下，很多女生还没来得及出生便“被消失”了。

我不想过多谈论电影的内容，我更想讨论，东亚的金智英们命运是怎么造成的，以及出路何在？

东亚父权文化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个人认为是政治体制与父权文化的同构性，这点不敢多说，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度本身就是父权文化扩大和升级，加上汉朝独尊儒术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强化，宋代理学尤其之后被扭曲形成对女生的日常生活的全面压制，贞洁烈女、男女之防等等。

今天，中国女生的社会地位，相比日韩，还是要好一些。这原因主要是，解放后发，中国实行了政治动员式的自上而下的女性解放。

但是这种解放也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一个是去女性化气质，也就是虽然解放女性，但是并不是尊重女性本身气质（所以那时女生不能追求漂亮），而是要把他们当成男性，作为社会的生产力，结果造成了中国女性，既要参与社会劳动，又主责家庭的双重任务，日韩地区，至今还流行，女生结婚后退出工作领域，就连日本的皇太子妃也不例外。

另一个后遗症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式的女性解放，与国外相比，不是因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而争取来的，而是父权体制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而格外开恩。

因此，这种女性解放，给中国今天的女性解放造成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女性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中国女性解放缺乏团结的内驱力。另一方，体制的恩赐，给予一种女性解放的表象和话语，使得真正的女性解放变得更难推进。

因为缺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父权改变策略，从压迫变成消费主义的收编，使得女性离真正解放越来越远了。

父权对女性的收编，一方面表现在让女性沉迷物质消费及其攀比炫耀，买买买如今已经成为女生的主要生活之一，对女性的统治已经从奥威尔式的压制变成美丽新世界式的快乐天鹅绒监狱。

女性被消费主义收编的主要特征在于，把自己物化，把男性的审美要求内化成自我改造和自我塑造的准则，所以她们化妆、美颜、健身、减肥甚至是整容，其实这在古代父权社会也很常见，裹小脚、束胸到晕死、脸上涂有毒的铅粉等。

有时候，对外表的过分注重，恰好是内在自我缺失的体现，比如美国人出了名的不注意外在形象，恰恰和其个人主义盛行有关，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依靠外在评价，而是来自内在满足。

其实潮汕富豪有点这个意思，他们外表朴素，我做商业地产的同学说奢侈品品牌都不愿意去潮汕，相反，我们看看经济衰落严重的东北，女的穿貂，男的大金链子小金表。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让女性把爱情和家庭（包括生娃）当作人生意义的来源。

在父权的压制下，你想通过职场自我奋斗获得独立，和金智英的处境一样太难了，但是你看看身边，只要嫁对人，有车有房的生活轻轻松松，形成一种不鼓励女性奋斗，鼓励女性嫁人甚至是靠男人的现实境况。

导致的结果，是一部分女性成为这种男权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她们享受着男性的物质或情感（包括家庭）好处，有时她们反而比男性还反感女性主义。

但是，现实生活中，参加工作的女性还是很多，这和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高房价分不开，客观上，高房价，使得女生也必须工作以分担家庭压力（有时候还要把父母也拉进来）。

但是更吊诡的是，调查显示70%的中国女性要求择偶要求男性有房，导致男性成为主要购房者，这些年房价的暴涨反而远远拉大男性与女性的经济差距，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长乐路》里被家暴不肯离婚的女人只因为她老公有几套房，离了什么都没了。在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这也是消费主义强化对女性统治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要结束金智英式的悲剧，首先不是去找个如她老公那样的暖男老公，而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去工作，有经济基础的去追求自我实现。

本文首发何日君回来，转载约稿请联系：hehua499。

《82年生的金智英》薄薄的一本，大概一两个小时就能翻完，最近韩国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郑有美孔刘主演。

电影还原了小说中金智英成长的全过程，生于1982年的她在社会规训下，以女性的身份活着，她是重男轻女的父母所期待的「好女儿」，也是职场上温顺隐忍的「好女人」，和以家庭为重的「好妻子」。

在社会赋予的身份之下，有一天，她忽然不堪重负，生了病，言行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说出那些之前不敢说出的话。

原来在重男轻女的东亚文化下，身为女性的我们遭受到了如此多的歧视，为了男性做出了如此大的让步和牺牲，但是既得利者男性还在疑惑，为什么家庭主妇这么轻松的事还能生病呢？

是啊，为什么呢？

因为琐碎的家务让人看不到身为人的价值，因为育儿本来就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 而实际上，在《82年生的金智英》的电影中，金智英可以说是一名幸运儿了。

相比母亲美淑，金智英的牺牲算很小的，母亲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而为了兄弟放弃了。

而姐姐不想上师范学校，因为弟弟妹妹而妥协。

而金智英却可以上大学 ，并有小说家的梦想，后来并实现它。

金智英从小要让着弟弟，和姐姐一起做家务，而母亲美淑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主动放弃了学习，用踩缝纫机的辛苦钱来供养兄弟们读书，牺牲的程度到了连外婆都无法心安理得的地步；

母亲还因为只生一个儿子而被婆婆催生，希望再生一个儿子。

而在金智英的婆家，大姑子会给小女孩买漂亮的衣服，她的婆婆会送她小礼物，虽然是非常具有压迫女性的意象——带花纹的围裙。

在她生病后还会叮嘱她好好生活，不要因为看孩子而伤身。

相比母亲，金智英不得不说，她是幸运的。

不仅是家庭氛围，和母亲和婆婆的丈夫相比，金智英的丈夫也是算得上是好男人，会关心她累不累。

他会为了减轻她的负担而早点下班给女儿洗澡；吃饭时，丈夫会注意到没拿她的碗筷，想要起身帮她拿；

看见她手腕戴了东西，也会问她，手腕怎么了？

甚至会因为医生对金智英的不友好而和金智英一起抱怨医生的莫名其妙。

在婆家，丈夫会让母亲少包些饺子，以免老婆太累；也会看见有太多碗没洗而抢着去洗碗。

他体谅金智英的不容易，在婆家会早早收拾行李准备先走，甚至在老婆发病后，迅速拉着老婆离开，然后打电话给姐姐，让她劝妈妈不要给金智英打电话。

在她生病后会去医院找寻心理医生的帮助，会照顾她的情绪而小心翼翼地询问她，没什么事吧？

在婆家和娘家，丈夫和父亲形成了完美的对照：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样作为丈夫的爸爸，他的状态是作为背景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直到丈夫说了一句有点带黄色的笑话时，父亲才来劲儿了，问孙女想不想要个叔叔。

而岳父也是如此，他和岳父高高地坐在沙发上闲适地吃着水果。

这样的丈夫在传统女性看来，实在是标准的好男人了，毕竟奶奶的好男人观是这样👇

而爷爷这辈子从未徒手抓过一把泥土，始终养尊处优，既没有养家的能力，也没有那份责任心。但是奶奶从未对爷爷有过任何怨言，她真心认为，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动手打妻子，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难怪这样的丈夫会被婆婆阴阳怪气地感慨，我的儿媳妇有个好老公啊。

和父辈们相比，丈夫是“好一点”了，但他的好，也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了。这个看似很好的男人，被同事揭开了画皮。

丈夫的好不过是点滴之好，根本难以滋润金智英干涸的心田。

他的好仅仅体现在嘴上。

在家里，他和金智英说话的场景永远都是，金智英在做家务，而他坐在一旁无所事事。

顺着之前的细节深挖下去，便会发现丈夫行动的吊诡之处。比如，他以为生孩子只是一件小事。

而他会好好帮老婆带娃的，生子的影响对他来说只是这样👇

而金智英呢？我们都知道对女性来说，生孩子不亚于走一趟鬼门关，这一切，丈夫无法体会。

他只会轻飘飘地对金智英说，只要累就给他打电话，但金智英的下一句便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确实发现了金智英没拿碗筷，他想起身去拿后，金智英一句“没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消行动，但是我们都知道，吃饭没有碗是真的没关系吗？

金智英的手腕受伤了，医生的诊断确实很莫名其妙，但是作为丈夫，他的反应是嘴上帮着金智英骂医生莫名其妙，行动呢？拜托，金智英是做家务做太多了啊，症结点在这里啊，丈夫却只会diss医生。

在节日里，他因为太累就想不回家，但是之前明明金智英早已告诉过他，每次回家很累，他当时的想法是，这点累不算什么。

那为什么又撺掇金智英不回家呢？因为他知道不回家这件事需要金智英的同意，他也清楚地知道，不回家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母亲的怒火不会对他，而是会转向儿媳妇。

当他小心翼翼地提议金智英去看医生时，金智英答应了，他立刻面露喜色地说，“我给你联系方式。” 听到回应的金智英脸上的笑容立刻没有了，是的，她原本以为，作为伴侣的丈夫是会和她一起去的。

在家人面前小心翼翼地掩盖金智英的病情，无人处却在网上搜索，“妻子鬼上身”。

相比小说，电影对丈夫的处理更温柔，丈夫心疼金智英的辛苦，想起育儿假，但是职场是残酷的。

如此残酷的氛围之下，金智英的丈夫为了金智英还是想请育儿假。

但还未等实施，就有人来阻止。

当幸运金智英的“好老公”实质是这样，那么，那些不幸运的金智英呢？关于这一点，其实这一点原著作者写得很精妙，而导演这么拍出来也让人觉得可怕。

在青春期遭遇小混混，金智英有公交车大妈借她电话，有父亲来接她回家。

虽然父亲在回家路上骂她，是因为她的不检点才遭受了这一切。但那些没有父亲，没有得到大妈帮助的女孩子呢？

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因为毕业事宜而发脾气，爸爸骂她让她安静呆着嫁人，而母亲却非常愤怒，拍着桌子告诉金智英，不能这样。

前一个场景相比作为女性的我们很熟悉，总有父辈对着我们说，别工作了，嫁人吧。不止一个叔叔和我说过，“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每当处于人生抉择的时刻，女性消失了，一直照顾我们日常生活的母亲，她的话语消失了。

而金智英幸运就幸运在这里，有人给她撑住了主心骨，告诉她，不能这样。

为金智英发声，甚至是为自己发声的母亲强势话语，让父亲惊呆了，他只能打嗝来掩盖自己的虚弱。

金智英姐弟三人的笑消解了父权的权威，但是，像金智英母亲一样强大的女人，又有多少呢？换句话说，大多女性拥有的都是沉默的母亲，金智英何其幸运。

到了生孩子的时候，金智英顺利产子，但是却得病了。就算如此，她也是幸运的，因为丈夫的大学同学，正是因为生子而死亡。

金智英成为家庭主妇，专业带孩子很辛苦，但当公司女同事遭遇到公厕偷拍时，她却因辞职而躲过这一切，甚至不再信任公共厕所而可以憋着回家上厕所。

而那些职场女性呢？难道真的不上厕所，穿着尿不湿上班吗？

当三个人正在谈论偷拍问题时，镜头前有个虚化的人正在玩手机，也许他就在和朋友分享着女同事光着屁股上厕所的照片，在群里边发照片边点评着女同事的身体。

想要找工作约见之前的女上司，女上司也很痛快地给了offer。

知道她生病，母亲立刻赶来看她，帮她解决了带娃问题。

甚至在她生病后，弟弟也变得懂事起来，将她一直心心念念的钢笔送给了她。

就算确认了生病，她还能用笔写作，破除心中的屏障。

而故事的最后，幸运的金智英找到了自己的发泄通道，通过写作来宣泄情感，像她或者像我自己这样的女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幸存者”，还有很多没这么幸运的女孩，其实都被牺牲掉了。

如此幸运的金智英在这样的世界尚且病了，产生了臆想症，那么，那些不幸运的女性呢？她们的精神状态呢？细思极恐。

更无奈的是，你就是明白了社会运行的规律，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对抗之下，最轻的受伤程度就是金智英的病状，所以我们只能安慰自己，唉，算了吧，就这样吧。

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了和你不知道，在实质上，还是一回事。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可怕之处也就在于此。

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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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这部片和它的原著，听说了很久，然后，终于找来看了。

作为电影，它不算十分高明。或者说，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启动议题、引起思考”，附加价值远大于艺术成就本身。

可转念觉得，这样也挺好：朴素、通俗、简单易懂、门槛低廉，反而能完成更大范围的共情，实现近在咫尺的切肤之痛。

毕竟，性别平权任重道远，而那些触目惊心的鸿沟与天堑，往往就埋伏于无数个平庸到足以让你置若罔闻的生活瞬间。

饶是韩国人如此擅长用类型片来触发现实反思与改革，可性别歧视依然是社会性盲区，此书此片一出，众多男网民甚至发起《90年生的金智勋》的众筹小说项目，要以此来揭示“男性才活得更加不易”之结论，有人在电影上映前就跑去门户网站刷0分，与本作相关的几位艺人，也持续遭受着恶评暴力。

我不是女性，可我在观影过程里，依然有某种强烈的“被代入”的痛苦感。那大概是一种被生活摧折之后、熟悉的无从言说。

也许很少有谁真正能意识到，东亚文化里最符合主流价值和集体审美的东西：其乐融融的阖家团圆、父慈子孝、妻贤夫旺氛围，常常建立在对个体生活追求最大程度的剥夺与侵蚀之上，以对个体生活选择的驯化、遮蔽与无视，为其最大前提。

他人即地狱，偏偏有一种他人叫做亲人、家人、自己人、你理应为其无条件牺牲和付出的人。

于是，你明明已经失去了整个自我，却依然不被允许拥有控诉的可能，一句“谁不是这样在过日子”，再加一句“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福、多少人羡慕你”，直接能让你失语一生。

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什么？是被永恒地囚禁？不，是被那种人人公认的幸福，所永恒地囚禁。

说回两性话题，必须承认，在这种剥夺里，女性所遭遇的，自然更多、更深、更强烈、更直接、也更无处遁逃：

生而为母亲（妻子、女儿），这就是你原该承受的重量，你要相信，这重量，恰恰是你的荣光。

这样的逻辑，就像“没有生儿育女过的女人生命都不完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另一半的军功章”一样，无趣、无聊、无耻、无稽。

电影基本是一种元素整合式的写法，把一个女孩（女生、女人）一生可能遭遇的，尽数列出。

职场的惯性歧视与想当然不信任，婆家庞杂而事无巨细的劳动，舆论的裹挟和道德绑架，妈妈群体里乐此不疲的攀比压力，童年“女孩子要文静一点”的叮咛和“赶紧来帮忙做饭”的提点催促，产后抑郁，熊孩子公共场合里的失态，公交车上的猥琐男，洗手间里的摄像头，遭遇了尾行与骚扰后得到的，也无非是“穿衣服要得体一点”的友情提醒。

总有人认为你们不能达到一般工作的标准，总有人在你做得很好时评论你不像个女人。总有人在对一半人类的力量进行否认、畏惧和阉割，然后这种否认还是社会支柱之一。

一个晴朗午后看着太阳落下时独自忧伤的权力，都会随时被自家娃一声带着哭腔的妈妈猝然打断，你若有所失地回头，来不及多想，就要凭本能挤出一个符合好母亲标准的慈祥假笑。

确信自己生病的那一刻，你问出的第一个担忧却是“所幸雅英现在还小，她如果懂事了，一定会觉得我奇怪“。

那个泼辣的不婚主义姐姐，那个干练的女强人上司，那个处处维护你的支柱般的母亲，其实，也都有着不比你好多少的处境——“早饭吃了吗”“喂雅英的时候一起吃的，妈你呢”“你爸的早饭都是按时按点吃的，我当然也会顾着吃了”——你们的日程都附着在别人的日程里 。

点点滴滴的日常性内部，温水煮蛙、钝刀割肉。

特别欣慰的是，本片并没有太刻意地去塑造一种道德上的对立面作为狗血情节来源——渣男丈夫、极品婆婆、吸血鬼娘家人、心机婊闺蜜、老色棍上司，等等等等，他们都没出现。

相反，对女主身边的大部分角色，作者与导演都做了相对柔化的处理，在直击其潜意识乃至无意识里的自私之余，也并没有完全避过其应有的善意：

弟弟的霸道傲娇里也偶然心细，爸爸的重男轻女里也不乏自省，母亲和姐姐更是保护伞型的助力，婆婆虽然让人厌恶，可言行也还没过度逾矩（既没住进儿子家、也没逼着生孙子）。

尤其是丈夫，许多时候，他还显得孱弱、克己、颇为通情达理。

所以，这就在更高的维度上，深化和升华了主题。

因为这不再是一个遇人不淑、私德有亏而引发的具体悲剧，这是一整个观念系统和一整个文化样式的扭曲，是一整个民族性和一整个世界性的失衡。

“别再说什么为我着想了，你和婆婆，还有我家里人都一样！”

这句忍无可忍的控诉没有错，可这些人并没有比其它另一些人更坏，他们只是在早就失去公平的压迫系统和伦理偏见系统里，扮演了顺理成章的属于他们的位置。

没有具体对象可归因可指责的困境，才是真正的绝境。

因为没有人能对抗无物之阵，对抗“约定俗成”。

比渣男更可怕的，是丢给你一个“这就是幸福生活”的默认，然后让你按部就班去完成。

为了维系男性集团的主体性与优越性，需要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视作欲望的潜在对象加以警惕和鄙夷，用性别权力宰制来确证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宰制，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宰制来换取性别权力宰制，二者就成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无限循环率，这才是社会性别秩序生生不息的核心逻辑。

有人说，金智英其实也不是最惨的。

那是自然，一个丈夫也愿意疼你、母亲也能够护你、上司也曾经提携你、读了大学受了高等教育、头脑和知识水平够用、经济上没有危机的女性尚且如此，那么，其它起点更低、资源更少、能力更短缺、性格更懦弱的人又该如何？

略感遗憾的，是“女主角的精神疾患与臆想症”这个设定，它多多少少地回避了矛盾、弱化了主题。

仿佛是她而不是世界患上了难言的恶疾，仿佛她需要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患者去“被治愈”，仿佛该调适的仅仅是自己看待生活的方式和角度、是恢复健康后努力振作重新走到阳光下，仿佛之前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不能正视自己的精神隐秘，外加没有“不忘初心”、把写作梦这个“出口”重新捡起。

于是结尾的和解，也确实轻省、突兀、粉饰太平、鸡汤并且犬儒。

最后，也许很多人会问，你作为男性，有什么资格写这样的文章，或者，以什么样的立场写这样的文章。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庞大的歧视结构里，男性（尤其是相对善良和体贴的那些），往往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看看《82年生的金智英》里进退两难的丈夫郑大贤，多少就会明白。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的话，是挺解气的，连我都常拿它来自嘲，可是，起不到啥实质作用。

所以，女权运动的本质，肯定不是女性揭竿而起消灭男性，而是女性和男性一起作为盟友，去对抗一个困扰我们所有人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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