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一. 对理查德的人物描绘很棒 但剧情的全面性让人失望

作为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片子，制作团队确实在刻画当事人的来龙去脉上下了工夫，还算流畅地刻画了一个坚定拥护司法系统的人的信仰逐步破灭的全过程。

但是剧情的全面性有些令人失望。全片除了对理查德的描绘之外，对同样在这个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媒体和司法的代表人物的刻画过于脸谱化。在为英雄正名的过程中，只有律师全程履行了职责、理查德的妈妈发表了一次公共演讲、理查德自己功过参半；其他人完全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

二. Paul和Sam把理查德和律师演活了

理查德是一个很常见的美国小城的善良邻家大胖哥哥的形象。怂怂的“面团宝宝”、正义的使者、规则维护者，都是他，Paul的表演让我对这个人物的冲突性没有任何质疑。美女记者的最好看的一段戏是在发表了爆炸新闻后被全体致敬后的得意和疯癫。不过大多数观众最喜欢的应该会是Sam的痞痞律师吧，表演完全没毛病，如果我会再看一次这个电影的话，八成是因为想重温Sam的戏。

三. 看完觉得一口气憋在胸口 总觉得故事没讲完

没有看嗨。因为直到影片结束，还觉得有什么没有演出来。诚然本片主角是理查德，对于理查德的心理变化和对司法的观点变化的描绘得很详细，但是对司法和媒体这两大影响着“为英雄正名”事件的人物代表选择了基本是纯负面的角度去描绘。

当片子出现了明确的好人和坏人的阵营时，观影的嗨感会下降。

四. 总而言之太脸谱化

对人物的描绘不够丰满，对几个主要角色的处理过于扁平。

反面脸谱化了司法和媒体。让整个片子少了一些真实感。FBI探员和美女记者都使用了典型的坏人光影处理（如FBI探员哄着理查德录爆恐吓语音的典型坏人化光影、美女记者在主编室争取发表爆炸新闻的脸部明暗交叠光影）。

FBI的两个探员一个没有起到啥作用，一个全程在违反规则、跟着感觉走，在大费周章做了调查但没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依旧认为理查德是凶犯，FBI探员真的只有这个水平吗？（手动摊手表情）

原以为在影片后半部分能帮到理查德的美女记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在现场走了一圈、恍然大悟了一下、跑去酒吧骂了一句FBI探员、在发布会上流了几滴眼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总评：

满分十分的话，我给六分。

加分项：1)对理查德心理变化的描绘 2)演员的表演 3)场景的设置

尤其是对一个坚定拥护司法系统的人的信仰逐步破灭的全过程描绘得很流畅。

减分项：1)脸谱化司法和媒体代表 2)故事展现角度片面（比如：难道声名显赫的FBI真的只会揪着一个没有任何作案证据的人去调查，没有同步调查任何其他人？）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像《骡子》与《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这样的作品，在院线电影中实在太罕见了。

观众们或许很难辨明它们的独特之处，但它们确实能够给人一种极为流畅、舒适的观感。而这恰恰是因为，伊斯特伍德的这些作品，保持着某种惊人的古典性。如果说新浪潮的猛将、时年89岁的让-吕克·戈达尔，直至2018年的《影像之书》为止，都在试图创造更加新奇的影像；那么与戈达尔一同出生于1930年的伊斯特伍德，恰恰就是古典好莱坞风格的捍卫者。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他仍旧在使用着这种锤炼了数十年的古典技艺。或许许多欧洲电影迷、尤其是新浪潮爱好者，会对这种传统抱持着某种轻蔑的态度。但是，古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古典，其实也有它的道理——这种影像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最为流畅、舒适的观感，其实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那么，什么是好莱坞的古典主义风格？它主要指涉的是好莱坞古典时期电影中，以连贯性剪辑系统为主体的影像风格。我们熟悉的过肩正反打、视线匹配等技巧，都是这种风格最重要的武器。它们会引导我们关注最重要的信息——发言人或是视线的落点等——以此来推动叙事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们还保持着一种惊人的透明性（“连贯性风格”之名恰恰来源于此），不会让我们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彻底浸没在影像中。

但是，存在这些既定的技巧，并不代表古典风格就是一成不变的套路。就像长镜头风格也能拍出杰作与废品一样，在大师手中，正反打也能展现出极尽细腻的用法——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就让我们见识了这一点。

在理查德·朱维尔、他的律师沃森·布莱恩特与两位警官对谈的那场至关重要的戏中，正反打的细腻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戏里，朱维尔第一次发自肺腑地对着FBI的警官进行了批判。很多观众一定觉得这场戏很能调动情绪、很“燃”，但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伊斯特伍德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正反打变体达成这一点的。因为，这种古典主义的风格图式实在是太“透明”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朱维尔、律师和两位警官被分解成两个双人镜头，但它们其实都是“伪双人镜头”。在朱维尔和律师所处的镜头中，灯光主要关照的是密集地进行发言的朱维尔，而身形较暗、较为沉默的律师处于画面的次要地位；在两位警官的那个镜头中，发言人主要是乔恩·哈姆扮演的、咄咄逼人的汤姆·肖。

所以，这两组双人镜头之间的正反打，其实是朱维尔与肖之间一对一的交锋。随着这场戏的发展，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之所以正反打又名“过肩正反打”，就是因为在A听B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A模糊的肩部，这样我们就能同时体认谈话的双方。

而在这场戏中，当两位警官说话的时候，我们本来能够看到朱维尔和律师的肩部。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就只能看到朱维尔的肩部了——伪双人镜头渐渐变成了真正的单人镜头。伊斯特伍德微微将镜头右移，同时调整景别，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朱维尔与肖的特写正反打。

伊斯特伍德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让我们逐渐关注场景中最重要的焦点，一方面通过越来越近的景别，创造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紧张感。最有趣的是，当朱维尔在特写镜头中慷慨陈词、批判FBI之后，景别旋即变远，我们再次看到了两个松弛的双人镜头——这恰恰是让观众纾解情绪的过程。

在这场迷人的戏中，伊斯特伍德用这种最不易被觉察的、古典主义的手法，发挥了推动叙事进展的指示性效果，也达成了抒发情绪的表现性效果。在很多时候，即使是那些欧洲艺术电影的风格，也都在发挥着这两种效果。

当然，伊斯特伍德这部技艺精湛的古典之作，不仅仅使用了连贯性剪辑这套武器。其实，更为久远的好莱坞古典主义电影，是并不排斥较远景别的场面调度的，只不过这种调度也和剪辑一样，会被用来展现透明化的叙事——霍华德·霍克斯正是连贯性调度的大师。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通过与剪辑同等细腻的调度，在中远景中展现了奥运会场地、报纸编辑部等一系列的空间，以及这些空间中的群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朱维尔这个个体，还有一个范围广阔的社群。正因如此，这种风格也非常适合用来表述这种社会议题。

那种用超近景别构成的电影，其实是晚近好莱坞电影追求感官刺激的策略。所以，伊斯特伍德的古典性，不仅相对于那些追求电影语汇突破的欧洲电影，也相对于那些当代的好莱坞电影。看他的电影，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刺激，而是流畅与舒适，我们真的在聆听一个好好被讲述的故事，真的在思考一个含义深远的历史悖论。

有趣的是，理查德·朱维尔也恰恰是这么一个“古典主义”的个体。他坚守着那种颇为古典的价值观，无限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不会“出错”。在这个万物失格的时代，像朱维尔这样的人早已成为了少数派。

年近九十岁的伊斯特伍德，坚守着这种古典主义风格，或许也正是因为，在向观众传达自己所思所想的时候，他希望自己的影像不要出一点差错。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由美国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所执导，上映于2019年的改编电影。本片原型取自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爆炸案中发现炸弹装置的保安，他一直梦想着成为执法者。在这次事件中他先是被嘉奖为梦寐以求的角色：人民的英雄，而后却被媒体诬陷为炸弹凶手的事件。而在不断恶化的社会舆论中，他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不仅是公众的质疑，更是媒体和执法机构的联合阻力。在这样重重困境中，他该如何破局？

本片开头即精准地刻画了一位在保守州成长的右翼白人男性。从主角在一所学校中当保安，对学生进行训斥：告诫他们要遵守校园规定并对之保持敬意；到后来镜头一转，描绘了主角在南方广袤的靶场里练枪。再到此后因为学生的投诉，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说：现在的学生非常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你还是尽量不要惹是生非。他答曰：我只知道应该遵守法律，遵守规则。我们不应该挑衅它。从这时刻即已经预示了后面的剧情的发展---这是一个哪怕受到执法机构不公正对待的，也会遵守其规定且对其保持敬意的秩序驯化者。

正是因为处于对秩序和规则的尊敬，才让理查德对于法律的执行者---警察，FBI保持憧憬。然而，由于自身的体型以及能力问题，他并没有成功成为执法者。在被学校解雇后，成为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保安。而整个奥运爆炸案的实质性内容在本片并不是重点。在理查德发现炸弹后，他迅速被群众拥趸。在一场媒体疯狂寻找热点进而促进销量的体育赛事中，真正的体育竞技反而显得无足轻重。媒体要的只是热点，而不是实质性体育技巧的讨论。所以炸弹案一出，理查德迅速的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此刻，风光无限，他终于成为了梦寐以求的人民英雄---“维护了秩序”。理查德母亲热泪盈眶地说道：我亲爱的理查德，我真为你骄傲，我一直知道你能成功。

此后警方的调查却陷入了困境，在全国所有媒体的聚焦下，凶手却一直无法归案。在不断的压力下，一名FBI探员肖恩开始对理查德起疑：是否整个爆炸案事件是他自己自导自演？ 警方转而对这位“人民英雄”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理查德的嫌疑越来越大：这是一位成年已久仍和母亲一起居住的男性---他可能有心理问题；他小时候为了炸鼹鼠制作过土制炸弹；理查德好几年没缴税了；理查德曾经假扮警察被逮捕；在学校当保安时经常被投诉；家里有手榴弹，哪怕它是空心的；他甚至保留了公园里的椅子碎片作为纪念。种种迹象显示理查德有可能就是凶手。

此后的剧情发展才真正开始进入本片的主线。亚特兰大宪章报的女记者凯西为了抢先在别的媒体前面获得独家信息，决定向FBI探员肖恩套话。通过情色手段，肖恩把他们现在的调查进度告诉了女记者，并嘱咐她不要对公众公布。可第二天亚特兰大宪章报的头版却是：英雄还是罪犯，爆炸案是理查德自导自演的？此时，全国舆论哗然。一夜之间，理查德从人民英雄变为众矢之的。无数媒体将他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等待着FBI什么时候对理查德进行传讯，理查德什么时候会“自曝”。而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红脖”理查德顿时无法招架，只得打电话给曾经给他发广告的律师。律师赶紧前往理查德家中，和他对接下的行动进行法律的准备，教他如何应对FBI的问话。

此后，FBI对理查德的“传讯”开始。这其实并不是传讯，在实行普通法的美国，法治的重要基石之一即为无罪推定，只有在有决定性证据证明一个自然人是罪犯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逮捕。而以肖恩为代表的FBI以诱导的方式，利用理查德对于执法者的崇拜，在假装对理查德进行一般问话时，支开他的律师，诱导他说出“我（理查德），是放置炸弹的人“，并对其秘密录音。此后，利用这个“决定性证据”，对其发出逮捕令。而此时，FBI对他家进行的无意义的地毯式搜索---拿走理查德母亲的睡衣裤与私人用品，只是为了搜出真正的决定性证据。（因为他们自己心中知道自己的证据是假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违法取证！完全违反程序正义）而在这番令人受尽屈辱的对待中，理查德竟然极力配合，理由是肖恩探员对他说：你也知道我们执法者的苦衷，理查德回答说：是的，FBI的命令我是一定会遵守的。他的律师对FBI这样的行为十分愤怒，对肖恩大吼到：你们可以对他进行调查，但是不可以侵犯他家庭的尊严！而对于理查德本身，律师更是问道：你为什么不生气？理查德答道：我只是一个法律的遵守者。

此后理查德被羁押，等待司法系统的正式起诉，而他的律师和律师助理想尽办法证明他是无罪的，而女记者凯西此时良心发现，计算了具体爆炸案的距离和时间，发现理查德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作案。而理查德的母亲此时在律师的帮助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声泪俱下地控诉媒体的偏向报道，不实地指控自己的儿子。令人动容。而律师利用自己收集的证据和新闻发布会推翻了FBI的检控，最终理查德被无罪释放。最后，在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肖恩对理查德说：“我知道是你干的，我一定会找到证据证明你是罪犯。”而在这场风波的末尾，理查德终于进行了绝地反击---在经历了系统性的不公正对待后，他说道：我确实不是罪犯，如果你找到证据证明我当然不会反抗，前提是，真的证据。

这部影片在当下的美国语境中所敲响的警钟是振聋发聩的，但却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冷遇。单从所获得的奖项与评价就看的出来：烂番茄媒体评价73%，各大颁奖典礼也完全没有水花，美国把控着文化传播的左翼精英很明显地拒绝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更是被部分媒体攻击：片中所刻画的女记者凯西表现了导演本人“鲜明”的厌女立场，从而引发了媒体对于片中所触犯的性别政治雷区进行口诛笔伐。

抛开记者的性别不谈，单是从记者是否有权力通过其他不法手段获取信息来进行报道谈起。奉行三权分立的美国，身为第四权的新闻权理应对司法，行政，立法进行制衡。而片中所表现的非但不是新闻权对于司法权的制衡，反而是和司法权进行媾和，进而对于一个他们自己所不喜的普通右翼男性进行绞杀。这是典型的精英话语权对于普通群众的压制。媒体对于销量和点击量近乎病态的追逐，代表着他们完全对于自己职业操守和做人良心的嗤之以鼻。而司法系统对于达成自己目的而完全不顾程序正义的行为，更是将美国宪法的基石视如粪土。

而在此时此刻的美国，这样一部影片更是警钟长鸣。深挖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背后的财团：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MSBCN，NPR，Newsweek,大西洋月刊…会意识到媒体不过是左翼政治集团的打手和傀儡，只是为了自己的得势而进行的政治宣传。而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对右翼政治人物进行捏造攻击，诬陷。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试图再现第二次水门事件，针对特朗普关于佐治亚州的投票问题录音进行编辑，想要描绘出一个试图作假改变选票的候选人形象。对于特朗普本人更是直接写出一片特稿来对其进行许多不实的攻击，而在短短的一个月后，华盛顿邮报自己又悄无声息的刊登了一篇道歉文章：针对此前的一篇稿件针对特朗普先生的不实指控，以及“不小心”对录音文件进行编辑对民众进行了误导宣传表示歉意。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道歉行为实际上算十分罕见，更多的主流媒体，例如CNN，在BLM期间，对非裔美国人的犯罪行为，通过图片编辑将其肤色调亮成为白人；或是纽约时报明显采用的错误的数据误导读者；在此后却继续装聋作哑，假装无事发生。

对于群体陷入狂热，美国的右翼如同片中的理查德一样，是秩序的遵守者，即使这个系统秩序有一定争议。当在媒体的煽动下，被迫卷进事件的主角，选择了法律的武器自证清白。这是在系统内捍卫正义。群体的狂热，激动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选择权，是美国宣传机器下的产物。但不管愤怒的群体也好，理性的个体也好，都是生活在系统下。我们应该诉诸系统下的正当手段，这样才有助于一个良性的系统持续运转。一个良性的系统是有自我纠正能力的，他可以进行新陈代谢，通过立法的手段来割掉癌变部位。而通过激进左翼的街头手段，冲击的不仅是系统的病灶，更是将整个系统置于动荡之中。而一旦良性的系统失灵，社会就会陷入不稳中，犯罪率会激升，而此时的左翼却根本没有能力对于这个失控的社会进行管制，左翼的本质其实就是只有破坏，从不治理。对于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系统来说，这样做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而对于一个运转尚可的系统来讲，这样做只会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进而导致众生的陨落，至于激进左翼背后的精英集团对摇摇欲坠的社会却毫不在意---激进集团只是他们夺权的手段。

而在当今的美国，由于左翼媒体占据舆论高地，天然地对于话语权进行垄断。而越来越式微的右翼逐渐被隐形，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左翼媒体被“惊吓”，高呼民粹主义的回归，美国右转。而右转真正是从16年才开始的吗？右翼被隐形了太久，没有媒体，没有大学教授，没有跨国公司，没有好莱坞……这是左翼精英长年累月对于这个右翼群体的刻意忽视，视而不见所造成的。这部影片的主旨当然不是想还原当时爆炸案的完整细节，而是导演本人对于当下美国左翼的栽赃陷害进行反击：急速左转的好莱坞将政治正确奉为圭臬，打着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口号，在文化上越来越“多彩”的左倾主义宣传下，实际上是立场越发单一的政治审查。

做好人是一种任性，这句话，是我在7年前的知乎日报app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大概就是说，为什么生活中存在像男主角理查德这样的人，明明知道做好人很有可能是没有好报的，还是要执意做一个好人呢？大概是任性吧。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感到很气愤，总会在主人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虽然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比我更加社会化，更加有自己的坚持，他极富有正义感，警察技能熟练，会在晚上学习法律，很喜欢军事射击，简直就是一位天生成为好警察的料，可惜现实生活中的他，离开副警官的职位之后，多次的保安就职经历都不太顺利，以解雇作为终点。好吧，在我看来，他做保安也是屈才了。

想起了主人公说了一句话，我曾经把成为一名FBI的警察作为自己的职业梦想，但是我现在发现，你们不去抓捕真正的爆炸案罪犯，反而在这里不断地臆想理查德是罪犯，我一点也不想成为FBI警察了。

理查德虽然是一位看上去“完美”的嫌犯，失意的白人，前警察背景，懂得炸药知识，还是第一个发现爆炸的人，之前还有大学院长说，他做保安的时候，是一个喜欢表现自己的人。其实，他只是，一个善良的富有正义感的保安，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能，尽管他当天可以请病假的，就像他说的，没有人愿意做尽职的保安了，只要看到可疑的包裹跑就好了，这大概就是职场中，多做多错，少做不错的同样场景的还原。说到尽职，戏中的警察、记者大概是称不上了。

虽然，主人公在发现家中装置了窃听设备之后，和律师大吵了一架，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变成你这样啊，我就是我啊，我很生气，但是我没有表露出来啊。为什么选择你作为我的律师，因为，你是唯一不把我当作5岁小孩字的人。

在我看来，在某种象征层面上来说，主人公和律师是人生的不同阶段的象征，终究要反击，要保持愤怒，要变强大。这大概是最近这段时间自己的生活感悟把。

仅为和一些友邻交流看法而写。

朱维尔，一个收藏大量枪支的军迷，梦想当抓坏人的警察，生怕大型公共事件出意外而戒备异常，在受到FBI质询的时候依然从自诩“专业”的角度为权力机关辩护，因为“我从小被教育要尊重国家政权”，用网络语言来概括，朱维尔可以说是标准的“红脖”了。

在通常的解读中，电影的关键情节无疑是美女记者色诱FBI高层套取他们怀疑朱维尔的猜测而率先报道扬名立万，通过这一情节及其结果，人们自然会想到记者“第四权力”、媒体利润与国家公权力关系等相关主题。

这些主题当然很有价值，如何评论也见仁见智。但是，从中国的语境来看，却可以得出一个完全出于导演意图之外的解读。

在国内也有这样一大群人，动不动就把“蒸汁影响”“国际观瞻”“被人利用”挂在嘴边，他们本身像朱维尔一样在这个社会上没什么话事权，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为国家的高大形象和社会稳定操着心，甚至不惜干涉别人的生活，或者像朱维尔一样“善良地”破坏一下国家的法律。这些人，消极的是套中人，积极的就是朱维尔了。

而在电影中，导演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热心维稳的人被他顶礼膜拜的维稳机关怀疑和干涉的故事，让我在看电影的时候阴暗地产生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事后我也思考过为什么我会做出这种偏题的解读，如果一个不知道中国式朱维尔和套中人为何物的人看这个电影，也未必会认同朱维尔的行事风格和立场，可因为导演强势引入“媒体”这一角色而冲淡了人们对朱维尔的评价，从而观众就会去思考别的话题了。

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除了这个主题，我们还可以去思考个人维稳逻辑与国家维稳逻辑的关系这一主题，因为电影不仅表现了媒体的故事，还表现了国家维稳思路和个人维稳思路互相冲突与否定的故事，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没有媒体，FBI也会来搜朱维尔的家，也会把他叫去喝茶等等）。

我并不是说朱维尔发现炸弹的行为不是英雄的，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发现了炸弹，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当然需要表彰。我想说的是，在生活中一个整日眼观八方又疑神疑鬼的人，不能不说是让人讨厌的。特别是在一个苦于有太多太多朱维尔的社会，这能从这样一部电影中读出来讽刺的意味，也算是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了吧。

Watson生气的对Jewell说，这些破事怎么就不会让你像我这样气急败坏。Jewell当然生气，甚至不会有人比他更生气，但他就是不会将气愤表现出来。他两次捂住胸口甚至都没人看见，导演用片尾字幕44岁死于心脏病轻描淡写的呼应，更让他的人生令人扼腕。

Richard Jewell是个好人，彻头彻尾的好人，但人好的太彻底，就变成了烂好人。而烂好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替一切人着想，对一切人解释一切人的行为原因。

他向来抄家的警察解释东西的用处，引来Watson的白眼；对母亲解释FBI行为的原因，遭到母亲的呵斥；甚至在因电视音量过大和母亲争执，导致母亲走到厕所哭泣的时候，还要和其他人解释，母亲哭泣的原因。他在自己糟透了的情况下，还在为让一切人能更好的理解眼前的事物而操心。

最让人窒息的不是黑暗，而是身处黑暗中的无力感。母亲哭着从厕所出来，不是埋怨儿子对自己大小声，而是哭诉自己不知道怎么从这些人中保护儿子。这是无能为力的绝望。

Kathy原本是个很有张力的角色，但没有设置好。她转变的有些生硬，前期太过强硬和不择手段，后期又突然变得怜悯和多愁善感。其实对于记者来说，第一手资料相当重要，当她得知FBI的调查对象时候，马上惊呼对就是他，我怎么没想到。是因为的确Jewell的一切背景资料太像会这样做的人。记者的第一职责就是报道真相。所以她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报道，而在于她如何认定真相。她用逻辑可能推导真相属于判断能力的范畴，这和单纯的为了出名而捏造事实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前期少些张扬，后期省去眼泪。会让人减少一些恶的既定印象。我觉得这样更好是因为，对比于因恶而受害，因主观非恶而造成重大伤害，更值得我们思考。更能让人们在做出判断前更加谨慎。

在给Jewell送将他剔除出调查对象的通知时，Shaw警官依然认为Jewell就是罪犯。他为什么这么认定？我的感觉，是他将Jewell是调查对象透露出去的，这是严重违纪的事情。因此在他的心理判定上，只要将罪行坐实，Jewell就是罪犯。他还能自我安慰，我至少透露出去的是事实。但如果不是，那他不单是泄密，还是错的。他可能接受不了。因此原本应该不带任何倾向性的调查，变成了想方法坐实罪行。

所以就这么一次天雷勾地火的冲动，就让一个可能原本非恶的记者，和原本可能非恶的警察，变成了恶的最大推手。

结尾，启动调查88天后，Richard Jewell被排除出调查名单，并在6年后彻底洗清。但依然让人耿耿于怀。并非只是他的英年早逝。还有就是，Who Cares？对所有人来说Richard Jewell就是一个三十多岁了还和母亲住在一起的肥宅保安。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于他被打得稀烂的生活，有谁在乎吗。

花絮：

1.Bobbi Jewell要求将Kenny Rogers的音乐会包含在电影中，她是他的忠实粉丝。

2.影片中音乐会和爆炸现场的拍摄地点，就是当时的亚特兰大百年奥林匹克公园的原始事件地点。

3.Paul Walter Hauser为了这个角色增重25磅。

4.剧本的素材来源包括一本叫《嫌疑人》（The Suspect）的书，是由时任佐治亚州北部地区美国检察官肯特·亚历山大 (Kent Alexander) 和1990年代《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驻亚特兰大编辑凯文·萨尔文 (Kevin Salwen) 撰写的。记者 Kathy Scruggs 从未透露过她的消息来源。但《嫌疑人》中指向的是首席联邦调查局特工唐·约翰逊（Don Johnson）。在电影中，首席联邦调查局特工汤姆·肖（Tom Shaw）是虚构的名字。

5.Leonardo DiCaprio和Jonah Hill曾在某个时间点作为Watson和Richard的扮演者进入计划，但最终未能成型。不过他俩依然都是本片的执行制片。

6.爆炸后电视采访中的Richard Jewell是现实的Richard Jewell，只是声音被Paul Walter Hauser的所取代。

7.本片因描写Kathy Scruggs是通过性服务以换取情报而备受指责。现实中，没有证据表明她这么做了。

8.现实中，记者Kathy Scruggs一直与抑郁症与成瘾症作斗争，她于2001年因药物过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