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怎么了？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Quo vadis, Aida?，2020）在今年奥斯卡奖代表波士尼亚与赫赛哥维纳（以下简称波赫）提名最佳国际影片，这是继《三不管地带》（No man's land，2001）之后，波赫电影再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也是相隔近20年，台湾再次有机会透过大银幕聚焦九〇年代的巴尔干情势，以及当时的战乱对后世的影响。

这两部作品若非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三不管地带》当年成功获奖），几乎不可能在台湾获得上映的机会。以《阿依达的救援行动》为例，观者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被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人、联合国、波士尼亚人、穆斯林等标籤给混淆，若未对该地区盘根错节的历史有基本理解，可能会需要花费多一点时间才能入戏。

诚然，若非执著于对情势细节的认知，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仍确保观众能够理解《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基本架构。简而言之，故事发生在1995年7月11日，塞族共和国大军压境隶属于波赫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又称斯雷布雷尼察），在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将军的领导之下，驻守在雪布尼查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退维谷。

穆拉迪奇声称只要当地居民不反抗，自己将会平和收复雪布尼查，并且将居民安置在其它地区。不过问题在于，塞族可能在安置过程中屠杀所有青年男性，不仅是复仇，也是为绝后患；但也有另一派选择相信在联合国的介入之下，穆拉迪奇不至于大开杀戒。

故事主人翁阿依达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她与丈夫、两个儿子都是雪布尼查居民。电影一开始，便是成千上万的雪布尼查难民包围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的安全区，阿依达必须穿梭在难民之中，翻译联合国部队所下达的指令。与此同时，她的首要之务则是试图将其家人放入可以随联合国撤离的安全名单之中。

南斯拉夫分裂的前因后果

目前我们所知的北马其顿（前称马其顿）、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常有人误用对岸译名“黑山”）与科索沃，在上个世纪长达近50年时间，都是隶属于共产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这个国家之所以得以维持长时间的稳定于平和，是基于其领袖狄托（Josip Broz Tito）一人的政策定调，又称狄托主义（Titoism）。

有别于当时其它共产阵营对苏联的绝对服从，在狄托领导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拒绝加入共产军事同盟华沙公约组织，也致力于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找到中间地带。佔尽地缘优势的南斯拉夫因此游走在苏联与美国两大强权之间，从双方手中都能获得支援与保护。

然而，南斯拉夫本身最严峻的问题，却是其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实体”的字诀油然而生。狄托在世期间，凭藉著威权管控与政治手腕，巧妙地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共主，国内并未发生过于严重的族群衝突。

然而，塞尔维亚人占了南斯拉夫全国人口的近40%，在国内的话语权理应最大，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成为国内塞尔维亚人的信念。身为克罗埃西亚人的狄托为了控制国内的族群平衡，开始整肃持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塞族人，主张“友爱团结”，并且创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概念，要求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推动平等相待。

狄托认为为了让南斯拉夫维持体制，只能弱化中央控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国），但他同时也铁腕镇压任何主张分离主义的势力。此举的确暂时奏效，但一旦各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自然只会更有机会凝固本身民族的向心力。

也因此在狄托于1980年过世之后，失去共主的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显得脆弱不堪。已经弱化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主导宏观的经济计画，国内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开始出现分离呼声，尤其以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最为激进，他认为人口佔最多的塞尔维亚人理应独揽大权，唯有削弱其他共和国所能获得的分配才能达成效果。

经多年协调未果，在1991年6月25日，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同时宣布独立。但斯洛维尼亚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战争只打了十天，塞尔维亚方面很快承认了她的独立身分。但克罗埃西亚与塞尔维亚的疆域相邻，克罗埃西亚境内也有塞族群体，塞尔维亚亦有不少克族群体，一方主张“大克罗埃西亚主义”，一方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从争抢领土，演变成了种族淨化。

波士尼亚战争始末

眼见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接连独立，以波士尼亚克人（又称穆斯林人，原先仅佔全南斯拉夫6%）为主的波赫担心自此之后被塞族人削权，也打算走向独立。1992年2月，波赫宣布独立，但境内也佔有三成人口的塞族人坚决反对，遂成立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国并非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之抵抗，波士尼亚战争随之爆发。有别于塞族拥有的雄厚资源，缺乏专业军队训练的波士尼亚克人惨遭重击，眼见波赫阵营毫无还手馀地，遭到塞族人惨烈屠杀，北约与联合国方才介入其中。

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背景中的雪布尼查，原先是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但塞族人不予以理会，在塞族总统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指示之下，塞族军队进入此地，以适服兵役年纪的男性为屠杀目标，最终杀害了超过八千人，并且动用推土机将尸体集中于一地乱葬。这成了纳粹大屠杀之后，发生在欧洲最残暴的屠杀行动。

在这场屠杀发生的同一年，北约加强了对塞族的攻势，致使双方终于在年底重回谈判桌，于10月宣布停战，结束了为时三年的波士尼亚战争。在12月签订的《岱顿协定》中，决议是让国内的波士尼亚克人与克罗埃西亚人共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而塞族人则得以维持“塞族共和国”，不过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联邦底下的政治实体，得以坐拥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2005年与波赫联邦合併）和警察部队。

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民族，看似有序，其实本质却无比畸形。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可能撕裂国家抑或团结国家？

雪布尼查大屠杀始终是波士尼亚克人的阴影，虽然塞族领导人穆拉迪奇事后遭到咎责，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他在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人与波赫境内的塞族人）眼裡，却拥有犹如民族英雄的地位。在片中，也描写了穆拉迪奇的嚣张气焰，以及麾下士兵的种种暴行。

然而，这样的电影虽然得以代表波赫角逐奥斯卡奖，所讲述的议题却未必是全民共识。如前文提到，波赫分为两个政治实体，其中塞族共和国自然不愿面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历史，甚至否定了这段历史的存在。本片问世之后，至今无法在塞族共和国境内上映，因为没有戏院经营者敢冒风险上映如此一部负面化呈现塞族士兵与穆拉迪奇的电影。

除了对塞族人的负面描写之外，联合国作为仲裁者、斡旋者的角色却在片中显得公信无存。联合国创立有其理想性，但前提是会员国理应有相同普世价值的认知，但显然无论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都有相同发言权，在不同价值的拉扯之间，自然消耗了组织的行动力与威信。无能的联合国指挥官在塞族的要胁之下，竟轻易开放基地供持枪士兵进入搜查，且无还手与制衡馀地。

口口声声不断言明坚守国际规范，但面对压根儿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枪杆子，却又轻易妥协、让步，看清联合国脆弱本质的塞族人（塞族共和国也非联合国会员国），当然不会甘愿受其约束。这使得《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描写的不仅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其实也描绘了一个失序的国际组织从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即便波赫国民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始末、具体情形都不甚了解——因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有如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意义——透过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波赫人对转型正义的推动进程，但本片在这个时机点诞生，却也让塞族人气得跳脚。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呈现了塞族将领与士兵的残暴，无一正面角色，或许贴合历史现实，如此非黑即白的角色形塑也的确能帮助不熟悉背景的外国观众理解，但作为一部单纯倾向某一立场的电影，显然不见容于塞族的极右翼势力。在2018年，塞族共和国议会废除了针对雪布尼查大屠杀在2004年完成的调查报告，要求纳入在屠杀之中受害的塞族人，显然是粉饰暴行之举。

虽然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曾在受访时反覆提及自己对和平的嚮往，并且强调电影拍摄过程之中完全保密，避免任何政治势力介入拍摄，无论是收割者或抵制者皆然。但本片对历史的揭露，却未必会使得波赫走向和平与理解，反而可能使得塞族共和国更增加出走意愿，进而导致波赫走向解体。

而塞族共和国究竟会走向独立或与塞尔维亚统一，一直以来都是各方讨论热点，从一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立场呈现与后续迴响之中，也可看清一个国家内的两大民族有如同床异梦，史观南辕北辙。

小结

在剧末，阿依达发现自宅已被塞族人夺去，临走前愤然要女主人不该继续住在此处，如此表现怨怼是人之常情，但这场戏却也暗喻了今日波士尼亚克人对塞族人的敌意。这显然不是一个促进族群和解的收场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导演兹巴尼奇显然不愿拍摄一个服务国家神话的电影，不愿惺惺作态地加入塞族的正面角色，或在片尾表明双方族群已冰释误解。

这样的结局反映了波赫的名存实亡，波士尼亚克人根本从来不愿意宽恕塞族人犯下的过错，而塞族则根本当这些事从未发生。回顾南斯拉夫解体的前因后果，以及目前塞族对战争罪行的掩盖、对大塞尔维亚主义毫不掩饰的嚮往，《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呈现的战争与人道危机，难保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立场鲜明的战争片，记录一个民族记忆里的伤痛。这几天有个中国大学女教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惹来网络众骂，很多人说这名女教师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应该被严惩。而敌对势力美国却硬生生地制造出有关新疆人权的谣言，其中不乏一些屠杀质控。很多涉及人性的历史事件总会有如此争议，人性中的残忍是不可接受的，屠杀是人性丑恶的极致浓缩，而政治却更加无底线地利用这种“残忍”激发出更多残暴的相互仇视的人性。其实，分出我们、你们和他们，或许就是这种残忍和残暴的根源。我比较喜欢此片结尾孩子们的脸和动作，他们只代表了孩子，以及望向世界的眼睛。影片还是极力想还原出当时各方人性的真实，塞军不用说了，是主要的被控诉方，联合国军呢？丑恶懦弱的自保心态，在威胁面前其实也是最真实的表达。其实就连女主，我们的翻译，还不是除了歇斯底里地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对于其他人也只能选择性忽略，这是这部片子值得尊敬之处。历史事件中，只有亲历者才具备评判权，而每个人立场不一样记忆也不一样，或许都觉得自己所述才是真实，实际有多少，或许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正义方，别人是加害者，实际都是情绪和命运的俘虏。结尾字幕是无声的，愿逝者安息，愿每个人看到的是珍惜和悲悯，而不是愤怒与是非对错。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

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

我马上80岁了。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6月20日 上海市沪北电影院

四星半。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4日，塞尔维亚方开始屠杀斯雷布雷尼察的男子，共屠杀八千余人，并掩埋了尸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20年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艾达，怎么了》这部电影就是为了纪念死难者而拍摄的。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艾达是联合国的一名翻译，她的丈夫是高中校长，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影片开始时，他们生活的斯雷布雷尼察遭到轰炸，平民前往联合国驻地寻求庇护。艾达利用职务之便，将家人接进了联合国基地。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联合国也不再有能力保护平民，塞族军队强行进入基地，宣称要把平民接去安全的地方。这期间，艾达一边做着翻译工作，一边不断想办法，希望能为家人寻求一条生路。然而直到最后，联合国也被迫撤离，她的丈夫和儿子最终还是被塞族军队带走，惨遭杀害。

很偶然地买了电影票，看电影之前也没有做功课，没想到是一个如此沉重的主题。从电影开场心就一直揪着，一直到结尾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电影的节奏感很好，紧张的氛围贯穿始终，有几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平民在基地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大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主角一家围坐在一起，企盼战争结束后的生活。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次围坐在一起聊天。二是艾达的家人被带走，和其他年老和年少的男子一起被带进一间空房间，房门关上，枪杆从两侧的窗里伸进来，然后镜头切到窗外的景色，一片枪声。三是战争结束后，艾达去认领家人的尸骨，当她终于看到熟悉的衣物的时候，她身体一震，却不敢上前。再后来她颤抖着蹲在尸骨旁，握着干枯的手骨，说：“我的宝贝…”。

在家人被带走之前，艾达的形象一直是果断而强悍的。在她为家人四处奔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事实证明，在战争面前，普通人的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一切有关战争的、对于当权者的天真幻想，都会被毁灭，被碾碎。女性导演亚斯米拉·日巴尼奇将这段并不久远的苦难记忆刻画在大荧幕上，用一个家庭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悲剧。人们应当永远反思战争，死难者值得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

世界各地都有冤屈，某些尘封在黑暗中，剩下的被历史铭记…… 我尊重影片的意义，但就共情来说，有点平平无奇。首先冲突不够，一大堆难民聚在一起，应该发掘几个痛苦的事件，来加深印象，结果只有最后的射杀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塞军在里面的恶迹没有过多展现，甚至还有派送面包、大巴车接送等救济行为，这样对比之下，虽衬托出人性的矛盾，沉重感却低了很多。 女主作为一个外交翻译，地位十分底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保护父子这个问题上，负责维和的部队也不愿牵涉进来，由此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无法阻止死亡，只能亲眼目送。 孩子在舞台上的表演回归到和平的主旋律：沉痛缅怀，活着的都不要怨恨，反思战争带来的伤害，努力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