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看了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新作《彼得罗夫的流感》。这部电影得到了今年戛纳金棕榈的提名。女主角是《再见列宁》的主演。

导演拍飞了。完全是一部高烧之后的呓语之作。当然，距离疯狂还有一些距离。这是一部非常俄罗斯的作品，糅杂了暴力、嘲弄、幻想和哀伤。长镜头之间的剪辑出人意料的好看。只是，两个半小时的片长，也许可以再剪短一些。

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变幻，让故事在成年主人公和幼年主人公之间来回切换。俄罗斯社会的病态俯首皆是。意识流的碎片一个接一个，完全没有逻辑。死人在警察眼里复活、逃脱。但灵车里尚且有鲜花。在现实里，这个复活的人跌跌撞撞，除了泥坑和冰冻的公交车，什么都没有。

似真似幻的视听语言营造出一幅“大家都有病”的时代画面。呼朋唤友的灵车，喝着伏特加横冲直撞的司机，随处可见的喷子和神棍，毫无服务意识的售票员，幻想杀戮的图书管理员，为成名而死的作家，还有男主这个无所事事的父亲，以及他寡言而别扭的儿子。

每一位创作者都经历过，“我要完成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之作”，别人看了之后说“这不就是哪哪哪部作品里的吗”

每个人都那么可悲，绝望，愤怒，只有彼得罗夫一家彼此相爱，虽然表达爱意的方式充满着争吵和沉默。

雪姑娘，阿司匹林，一件时髦的毛衣，和对外星人的幻想串起了这对父子的童年。相对于男主繁杂的幻想和宿命般的人物关系，影片的故事挺简单，就是男主搭公交遇上做灵车工作的朋友，上了灵车感冒加重，又被朋友的朋友喂了片77年的阿司匹林，好转之后回家，儿子发着高烧却嚷嚷着要去新年聚会，于是男主又把过期药拿给儿子吃，第二天儿子康复如愿去了新年聚会，最后和男主一起回家，在这个过程中，男主前妻的变态顾客被捅死在街头，男主灵车朋友运的尸体跑回了家，男主的作家朋友把男主写成了同性恋，而作家和男主同名，所以也可能是男主幻想出来的朋友。本来对这种将象征和视听语言发挥到极致的片子不太感冒，但这部片子背后有种浓浓家庭温暖，真的挺喜欢。

2004年新年前夕的公交车上，买票声不绝于耳，这是现实；而前苏联时期不用买票等福利理想泡影从一个个父辈，祖辈口中谈论着；逝去的苏联啊，至今有许多人让它在脑中多待一会，灵车上，50，60、70年代三代人为苏联送葬，而男主作家80年代的好友谢廖沙却因无法得到认可而自杀为证，谁的责任？是那个编辑室自大的老一辈，认为年轻一辈全是抄袭他们老一辈的二流者，还是那个整天喝伏特加，抽烟望窗外，整天伶仃大醉的评论风气让他无望而窒息？窒息代表什么死亡吗？从脑中抹除才代表真正的死亡，灵车上代表苏联的人又新进入大众的脑海中；一切的循环又从口中的唾沫开始，循环，循环；1977年是如此，2005年新年也是如此，90年出生的代表作不正是男主的儿子吗？现在2022年z世代上映的不正是他们影响至深的现实轮回吗？那颗阿司匹林

当我们谈论俄罗斯，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曾经浪漫的梦想？抑或是当今破碎的现实？

在这广袤的北境疆土，留下过太多值得称道的历史记忆，传统与先锋相互追逐，朱紫交竞般不断创造着一个个人类闪耀群星。

但对于当代俄罗斯，在这样的低潮期，我们又还了解什么，又应该期望什么。

基里尔。谢列布尼科夫，18年的影片leto把维克多。崔这位苏联最后的的英雄推向了世界，这片寒冷的土地上不是只存在厚重困苦的艺术家，同样也能诞生如火激情的摇滚巨星。尽管维克多崔在俄语区影响力可谓空前，但对于非俄语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资料。那么对于实际的俄式社会，我们又了解多少真实。

这一次的彼得罗夫的流感，我们得以一个俄罗斯人的视角审视平民的挣扎。

首先谈一点题外话，导演本人因“经济犯罪”而被当局控制的比较严密，戛纳两次都遗憾缺席，但庆幸的是影片所展现出来的观点和现实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参杂过多意识形态色彩。也正是因此，才更贴切作为一名普通人的视角，平民不关心主义，他们需要饱腹、取暖的现实。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导演所展现的俄罗斯人民群像，那就是躁郁。

影片的开头以狭小而拥挤的公交车厢作为布景，无论老少人物都充斥着俄式狂野，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生活的艰辛，影片在这直接单刀直入的进入了键政环节。

众所周知的，寡头问题是俄联邦政治的一大特色，甚至夸张点来说，直接就是叶利钦的执政基础。导演的第一个矛头也指向了这些经济寡头。在经历了69年实践探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最终以全盘西化，从极左走到了极右，庞大的苏联遗产在休克疗法下被瓜分，寡头们的崛起速度超乎想象，难以想象这个在几年前还是红色老大哥的国家短短时间内竟然差点就要变成传说中的巨型企业政府。依靠集体输送的结晶成果，最终被少数人摘了桃子。

当我们在怀念苏联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苏联解体变化之大，仿佛是要全盘否定这次人类史上的伟大尝试，让人难以想象在这块社会主义耕耘了几十年的黑土地，春耕夏耘到底收获到了什么东西。随着潮水慢慢退去，俄罗斯人可能才意识到一个苦涩的现实，那个曾经可能是俄国过去到未来很久都再不可触及的最高峰。

CCCP宇航员

当我们在怀念苏联的时候，我们在怀念什么。跟随着小阿廖沙的视角，是那颗挂满了苏联宇航员挂件的家庭圣诞树，是那份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还能在家中享受赤裸日光浴的温暖，是新年和圣诞之际孩子们手拉手欢快地起舞。

是的，普罗大众其实并不在乎什么康米什么伟大实验，民众自始至终都只有实用主义。人们一定会记得在70年代，即使苏联轻工业一直饱受诟病，但一幢幢高楼渐起，公路上车水马龙，国际上更是苏进美退，俨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做派，每一个苏联人都享受着作为世界领导者的骄傲。但不一定会记得的是，国宝胸针失窃案的不了了之，干部终身制的阶级僵化，苏联笑话的登峰造极。值得怀念的东西很多，但城市的发展、生活的富足不过是成功后的表象，或许人们只是期望去拥抱美好生活，至于是沙俄是苏联还是俄罗斯联邦谁来缔造，都不再重要。

不得不说，某种层面上这是一种短视，容易把寅吃卯粮当作持续发展，过于的结果论只会让在下一次低潮来临之时，轻易地踏上错误的道路。但我们不能去诘责普罗大众，至少在我看在来，他们只能告诉你他们想要的结果，但并不会指引正确的道路，而需要做的，是化身自由女神引导人民，这也是精英主义的基础。但在另一种层面上，这又是一种朴素，现实不是一场p社游戏，是真的有人在温饱线挣扎，只想要吃上好饭住上好房，真正打动他们的，不是所谓生产资料的解放，而是规划富裕的承诺。归根结底，普罗大众永远只有实用主义的需求，而在追求之路上给予了领导者最大的自由。

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苏俄政客在国际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堕落之路上一路狂奔。如果说苏联初始作为农业国，放弃国际主义还算是迫于形势可以接受的话，国家主义之后的堕落无疑是对社会初心的背叛。斯大林是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战士可能还有所争议，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最多能说是个好人。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会倒向实用主义，因为意识形态当初产生的环境已经因为其自身的胜利反而消亡，而这两者产生分歧之时只会有意识形态的修正和变质，而实用主义也同时会附上枷锁，而他们必然会产生分歧。

当女主发现作为塔吉克人在饱受主体民族的白眼，足以证明当今的俄罗斯再也回不去苏联的黄金年代，曾经列宁的名言“世界有阶级而无民族”，大家一起呼喊一声“达瓦希里”，理想之光的绽放终究昙花一现。凯恩斯主义不可逆的盛行模糊了意识形态在实操上的边界，包括苏联，俄罗斯根植的或许是一直是沙俄传统，是一种排外的、带有征服者性质的沙文主义。不得不承认，尽管几千年来有理想的有志之士层出不穷，世界还是在威权和阶级的泥潭挣扎，但种子种下去了，就值得期待。

超人与宗教

女主彼得罗娃在图书馆脱下眼镜暴揍捣乱分子的戏份颇有点女超人的味道，这是一个被压抑的女性形象，在这个形象中，现实和虚幻的边界被模糊的相当彻底，同时也割裂的相当彻底。一方面是作为传统女性和母亲角色在家庭中的无私付出，而另一方面则是在家庭之外作为超能力屠戮者展现的嗜血渴望。这样的割裂让我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文化和宗教。

如果说俄国有什么真正担的起第三罗马的的称号，宗教肯定是第一首选。与拜占庭一脉相承的东正教传承，深入了每一个俄国人民的血脉，无数的俄国艺术家广受滋润。但同时，苏联代表的马列也同样在这里孕育发展。很难想象这种传统与先锋的割裂该如何并存，但它就是做到了，切切实实地摆在现实面前。

宗教的起源根植于人类的痛苦，一味只批判信者的愚昧却不愿触及现实的痛苦，是最大程度的不负责任。生产力的提升伴随着世俗化的思潮，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的痛苦也削减了呢？是也不是，当人们不再需要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相信，不再需要一个外部客体予以我们施舍，在绝大部份情况下能够自行闭环，自我的价值比任何时期都要突出，但同时自我的迷茫作为一体两面成为了新的痛苦之源。现代的宗教不再那么高高在上，解放神学的出现是教会的下沉，而超人主义则是宗教自身的下沉，下沉到了哪，下沉到了每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不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偶像，去满足社会共识的想象，甚至于被作为整体的牺牲品。一个自我的超人，永远以自己的利益作为驱动，只需要简单的处理自己的困境，满足自我的愿望，为此可以将他人作为牺牲品。在我看来，超人无疑也是一种宗教，但它更世俗更自由，与此带来的是更诡谲的陷阱。至少在明面上，社会共识必然有真善美的规约，但个人往往成为欲望的俘虏。

破壳

正如彼得罗娃在初尝自我的超越后便深陷失控的深渊，她不像超级英雄般惩恶扬善，反而被痛苦和欲望征服，对儿子在一瞬的流露的恶意，变身无差别撒人魔的疯狂。那个蜷缩在浴缸旁不住发抖的身躯，仰着头发出呜咽的低吟。凝视那双全黑的眼眸，从本该是眼白的边角游移到瞳孔的黑洞中心，恶魔正等待长出翅膀，从即将崩溃的容器内破壳而出。自我的“超人”就这样撕下了浅薄的伪装，做一点小小的交易，满足压抑在底层兽性的欲望。

Summary

写了这么多，感觉变成了私货合集。最后还是回到电影本身，《彼得罗夫的流感》在影像上确实技惊四座，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其实表达的东西是比较质朴的，导演以一个三口之家的视角牵扯出一个当代的俄罗斯社会全景，这是一个复杂而躁动的社会，很多人经历了苏联鼎盛的辉煌，又经历了解体后寡头的风暴，这四五十年来没有比这更刺激的过山车了。在相对平和的如今，俄罗斯人有了更多希冀的空间，影片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意象，分别是流感——代表着经历过高峰的俄国人民在凄惨现实中的渴望再次辉煌的幻想，以及那片1977年产的阿斯匹林——代表着苏联最鼎盛的时期。所引申出来的便是这场如同流感的对苏联的怀念，但过了期的阿司匹林，是治不了现实的病痛的。那问题就在这了，俄罗斯人问，我们应该怎么办？不知道，甚至没有人知道未来还会不会更好。当今的困苦不必言说，即使是在鼎盛的苏联时期，也不是人人都得到幸福的洗礼，很多人就像雪姑娘一样沦为时代悲情的注脚。导演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他自身思考后迷茫的绝望。最后的死者复活情节，确实是一手神来之笔，一个漂浮在上空的苏维埃幽灵在悄无生息间复活了，但真切面对这泥泞的现实，却也只剩逃窜躲藏。

雪姑娘的背影

行尸走肉

导演说到这结束了，但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沙俄一直以来并不是第一档的强国，农奴制持续之久揭露了皇帝的新衣，是列宁把俄国带到了不属于他的高度，如今从高处跌落的俄罗斯人需要适应他们的位置，但这绝不是无可救药的绝望。

PS.本篇和时事无关，只是拖了一个月拖到了现在，切勿对号入座 =。=

时间倒回到3年前的法国第71届戛纳电影节，当时有三位导演缺席了电影节媒体问答环节，凭《盛夏》拿到金棕榈提名的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是其中之一。

电影节期间，他因“非法贪污政府拨给的艺术津贴”的罪名被俄罗斯当局扣押，并被限制出境。据说，这起官司只不过是官方释出的烟雾弹，真正导致其无法来到法国的原因是因为导演的政治立场。

因为长期替LGBT群体发声，加上此前执导的《背叛》因涉及宗教问题得罪权贵，才让谢列布连尼科夫引火烧身惹上官司。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

为了声援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俄罗斯文化界当年发起过一项联名释放基里尔的请愿活动，当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凯特·布兰切特也加入予以声援。

经历长达3年的调查、18个月的软禁及半年的审判过后，导演最终被俄罗斯地方法院判定犯有挪用公款罪，不过并没有坐牢，而是以3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作结。

事后，欧洲电影学院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当局对基里尔的做法是一种公然的政治打压，目的是“向其他艺术家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政府资助，以便作为艺术家继续生存下去，以此来避免这些艺术家的政治批评。”

作为一种不妥协的产物，导演基里尔带着他的新作《彼得罗夫的流感》于今年重返戛纳，并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相较中文译名，原版片名似乎更能传达导演的意图，叫《彼得罗夫一家的流感》。

假如你熟读俄国文学，会发现彼得罗夫这个名字在俄罗斯其实是个非常常见的姓氏。由此可见，导演想说的显然不止一个家庭，而是想借这个姓氏的普及度，借此隐喻一个国家的病态。

这是导演自“贪污”风波过后首度利用电影发声，恰到好处的隐喻，依旧不难发现他对国家现状保持的悲观态度。新片《彼得罗夫的流感》中，有关政治的表达有了明显提升，且几乎一开始就排山倒海而来。

患上流感的彼得罗夫登上一辆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着俄罗斯惨淡的社会现实——医疗福利荡然无存、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移民问题带来的后遗症迟迟无法得到解决，俄罗斯百姓的日子举步维艰。

彼得罗夫听着百姓的抱怨，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群身着奇装异服、手拿枪支武器的家伙忽然冲上公交，将彼得罗夫邀请下车，让他当场处决绑架过来的各界托拉斯（垄断、行业寡头别称）。

镜头二度打回公交车内，只见彼得罗夫依旧站在下车前的位置，原来，刚刚的”处决“场景不过是他边听百姓抱怨，边在脑海中脑补出来的画面。这场呼应百姓疾苦的私邢，其实压根就没发生过。

如果说这样的蒙太奇还是显而易见的话，那接下来故事加入大量虚实穿插来干扰故事线的排列，则会让不熟悉此番套路的观众看得云里雾里，甚至感到莫名其妙。

这些场景中，有时空的悄然切换，也有科幻元素的不期而至，一切看起来都是超现实和前后矛盾的，犹如一场跳脱常识的梦，打破并挑战观众对现有叙事手法的认知。

>>>不同着装混淆了现实和时间的概念

常规好莱坞叙事，要求即便深奥如诺兰这样的导演，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去讲一个能让普通观众理解的故事。

这些故事大多基于一定的叙事模型，层层引导观众进入导演构建的世界。不管它们的世界观如何宏大，设定如何复杂，只要大致的逻辑线不乱，多看几遍下来总能从中理出个所以然。

《彼得罗夫的流感》则不然，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非理性的，场景和场景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依附关系，叙事逻辑也不遵照传统的故事写作手法，而更多以意识流形态展开，用一个个碎片堆砌，将彼得罗夫脑海中的幻想和回忆混合到一块。

如此激进的手法，也难怪一些人看过该片会抱怨“好睡”。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特立独行绝非偶然，随便看看世影史，喜欢如此表达的家伙不少，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堪称此中好手。

《八部半》这部反映导演创作困境的电影，就在当时开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让观众看到了新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八部半（1963）

《彼得罗夫的流感》同样如此。

只不过相比多年前的名作，它“错乱”得更张牙舞爪些，旁人很难从晦涩的影像中看明白之间的必然联系。

如果一定要加以总结，可能只有等到影片结尾，大家才恍然意识到之前看过的一切，不过来自一个业余漫画作者的想象，这些想象并非完全架空，因为里面除了包含彼得罗夫个体的家庭投射，亦有他对整个俄罗斯社会变迁的深厚情怀。

比如那枚用来治疗彼得罗夫儿子发烧的、产自30多年前的阿司匹林，它诞生于解体前的苏联，却治好了小孩的病。从现实角度看这当然是荒谬之谈，但如此神奇的疗效，却寄托了彼得罗夫对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

>>>旧时光自带暖色滤镜

还记得之前我讲过的片名和背后的隐喻吗？

流感受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彼得罗夫一家，其实还包括整个俄罗斯。由此及彼，神奇药片背后未尝不是俄罗斯对苏联岁月的集体回忆。

可不要以为我在瞎掰，俄罗斯民调已经无数次说明当地百姓对“光荣过去”的无比怀念。今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经济重组合并的新闻，更是开启了大众对红色帝国东山再起的无限想象。

陷入怀旧情绪的俄罗斯人宛如患上流感的病人，对历史上的错误视而不见，只是一厢情愿地对过去投以主观化的、狭隘的历史记忆，一旦将这类记忆放置到具体的历史中，被遗漏的部分总令其显得自说自话且经不起推敲。

同样的童年聚会，彼得罗夫记忆中的阳光灿烂，到了另一个角色马丽娜身上却是无尽的黑暗。

那个年代之于她而言没有任何值得追忆的部分，一切都是如此沉闷、无聊、穷困和潦倒，甚至连堕胎都得承受风险（苏联禁止堕胎）。人得不到应有的尊严和自由，整个社会的保守氛围犹如牢笼般，囚禁着渴望冲破枷锁的人。

也正是在这个段落中，全片难得一改前面的“疯癫”叙事，头一次回到了正儿八经的线性叙事中。整个段落严肃而压抑，与前面的意识流碎片形成鲜明对比。

导演并没有与彼得罗夫取得共情，相反，他借由这个角色表达了对俄罗斯当下某种泛滥情绪的嘲讽和蔑视。片尾那段有关死人复活的黑色无厘头，则更像是这种态度的延伸。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曾宣告死亡，如今却从棺材里逃出来的人。他渴望回归社会，并找回遗失的身份。但现实是残酷的，倘若他想复活，倘若他仍要融入那个已经将其抛弃的社会，那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票上车。

曾经的苏联并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医疗、教育、水电气全部免费，公交系统只象征性收取少额费用的年代。时过境迁，现在的俄罗斯早已不复当年，按2021年的最新汇率换算，俄罗斯全国一年的GDP产能还赶不上我国的一个省。

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身无分文的“死人”。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回归。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梦流感》（Петровы в гриппе）由基里尔・赛勒布伦尼科夫（Кирилл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执导，改编自阿列克谢・萨里尼科夫（Алексей Сальников）的小说The Petrovs In and Around the Flu，叙述后苏联时期的国宅中，彼得罗夫一家得了流感，在阿斯匹灵与伏特加的交互作用下，遁入了幻梦之中。本片时空穿梭于1977及2000年代，揉杂梦境、幻觉、现实与回忆，难以确切将每一幕的时间点皆定位及划分。

导演从开头就给了观众一技下马威，公车上满是对“现实”不满的人民，而在公车外，武装人员忙著射杀民众。喧嚣、不安是后苏联社会的整体氛围，束缚国家的枷锁一夜之间卸下，开放与封闭的辩论再起，伴随著禁忌不再的无所适从，弔诡的气息静静穿梭在公车的狭窄空间，透过话语暗示当时俄国人最害怕、厌恶的种种。

公车上有人抱怨政府，有人抱怨民族。人们咒骂戈巴契夫与叶尔钦，在他们心中，前者是所谓的“亡国”之君，后者向西靠拢，导致因解体而溃散的俄罗斯整体概念加速离散。很巧妙地，这裡虽然没有提及普丁，却以如此灰暗的俄罗斯社会情状反讽了普丁政权，即使二十年过后来看，当年的普丁比今日更加开放，重新箍拢了破碎的俄国，却埋下了扩权、独大的种子。

至于民族问题从苏联时期延续至2000年代，因没了“苏联”这个大框架，国家、民族之间的距离自然扩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卫星国家喜迎自己的新身分、新护照，其中也有不少曾叱吒中世纪欧洲的国家重拾主权。除了俄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欣鼓舞，因前者认同“苏联”大于“俄罗斯”，曾经的老大哥反而成了最急需重塑国民认同的国家。在本片第一幕中，导演已经描绘了2000年代俄国社会的集体挫折，他们无处发洩，只得不断咒骂，以怒气掩盖恐慌。

塞勒布伦尼科夫任职果戈里中心剧院艺术总监长达九年，于今年去职，将俄国经典文学搬上剧院舞台，其电影也深具剧场感与文学性。片中的作家谢尔盖为了使其作品能于死后成功而选择自杀，凸现对于文学之极度迷恋与崇拜，文学几乎成为拜物的一环。谢尔盖的作品与人生抉择，或许正凸现了黄金时代对于俄国文学的重要性，如双面刃般，奠定俄国文学世界地位的同时，也削弱了大众对于现代文学的关注。

文学改编一直是俄罗斯剧院、电影作品的主要选项，本片原著也曾被改编为戏剧，片中将谢尔盖著作的情节直接演绎出来，加上背后佈景，使观众猝不及防地被抽离而出，尽显场面调度的魔力，将文字如此破格地转译为影像。

由国家引发之病症

“流感”限制了身体行动，但其所造成的灼热、晕眩感却能使思考更为狂放，本片以流感作为基底，连结不同的时空，彼得罗夫忆起过往、栽进了自己创作的漫画世界，彼得罗娃的杀人瘾头被点燃，而在虚幻中的一切却又如此真实。人们的心理状态赋予虚幻越发真实的背景、元素与感官，彼得罗夫一家患上流感的设定，可视为2000年代的俄国人民在意识与身体上都抗拒所处空间的隐喻，行动经常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等等外在限制，唯有心灵能获得自由。

这样的概念并非本片首创，早在19世纪，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就曾将1830至1840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称为“外在奴役和内心解放交织的时期”，白银时期名家阿赫玛托娃更是“内部流放”（或称内部／内在移民）的代表。不同于许多异议者远走他乡，内部流放者寻求的是精神与国家的分离，被动对抗国家制度，经常被认为是该国专制与极权的象徵。本片拍摄于导演仍被软禁期间，所以全片都在莫斯科拍摄，而导演也曾表示“拍摄本片的过程帮助自己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可以说本片从内到外，从创作者到作品本身，都坠入了内部流放的状态中，叙事手法与剧情发展完全超乎观众想像。

童年记忆已成创伤

流感所造成的幻觉贯串全片，而彼得罗夫的孩子也被感染，他们都吃下了1977年的阿斯匹灵，两人的幼时记忆也被巧妙地合而为一。除夕夜，发烧的彼得罗夫依然前往庆祝活动，孩子们围著圣诞树唱歌跳舞，呈现俄国新年的经典风情。雪姑娘和严寒老人在圣诞树旁炒热气氛，而彼得罗夫最深刻的记忆却是雪姑娘冰冷的手，因为过于冰冷使得记忆犹新。

然而，从雪姑娘的视角来看，那是个她在抉择是否堕胎的烂日子，卸下戏服、剥掉童话外衣，她仅是个普通的女人。两段不同视角的影像，一个彩色、一个黑白，一来一往之间，彼得罗夫的童年不再，过了二十多年，他才晓得新年之于他竟是一道创伤，公车上画著诡异妆容、仿雪姑娘造型的车掌，更再度印证了童话已然被染上了现实的色彩。

“雪姑娘”无法跨越这二十多年的光阴，无法于今日挪用雪姑娘的形象，但当年的美好却又在这段幻想中被拆解。雪姑娘是俄罗斯民间童话重要角色，也经常出现在绘画、歌剧等艺术创作之中，她是俄罗斯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却在孩子长大后被解构，亦颇有传统意义转变的暗示。

童话不免带著神话、奇幻元素，它巩固了特定文化的价值与疆界，苏联政府曾对宗教严厉打压，取消耶诞节，直到1935年才将耶诞节归为世俗新年庆祝的一部分，显现了宗教传播之深之广，已非单一政权可以掌控，但在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却渐渐地丧失其神话光环，仅剩无止境的冰冷。

小结

《梦流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俄罗斯电影，凭弔21世纪初俄国社会的紊乱身心，捕捉集体记忆逐渐龟裂的过程，却又不愿遵守观众习惯的电影叙事，也不屈于时空、真实虚幻的边界，仅透过牆上的文字似嘲讽似提示地牵引观众。我们甚至不能完全悲观地看待那个时代，因为社会正打破旧有结构，缓步自力复原，而当代的众声喧哗与度日处方都被导演藏在一幕幕跳跃嫁接的故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