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部剧集。其实它就是个电影。剧中伍迪艾伦所有的毛衣，和裤子搭配起来都温柔好看，风衣也美，老太太八十五，看不出，装化是中年人的，偶尔能看出端倪，说话略有种上了年纪的含糊不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微醺。角色性情狡黠傲娇，一丝怨气也无，有一种浓浓的少女感。羡慕她的读书会，自己也想来组织一个，都是认认真真擦上唇膏的姑娘们，每个人都抱着贴满彩色便签的书，书是契子，吃甜点心，喝酒，剖析与表白自己，嗲，七嘴八舌，娇滴滴。最后众人齐聚乱哄哄的桥段叫人焦躁又兴奋。伍迪艾伦的片永远是一场暖黄的BGM是爵士乐的关于过去的梦境，愿他年年出片，健康长寿。

伍迪艾伦除了在1994年指导过他编写剧本的电视电影《别喝生水》之外，只拍过这一部电视连续剧《六场危事》。这部电视剧由6集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美国女共产党逃亡到作家伍迪艾伦家里的喜剧故事。我认为这是伍迪继2009年《怎样都行》之后最棒的喜剧作品。《六场危事》由亚马逊投资之作，但是同样是由亚马逊投资、本应该在2018年上映的《纽约的一个雨天》却因为伍迪被美国性丑闻运动牵连而不能上映，暴躁的84岁老头伍迪直接把投资方亚马逊给告了。当然，这是后话。

作为喜剧片的《六场危事》大玩政治老梗，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抗资产主义意识形态为笑点，大搞阶级矛盾笑话。伍迪在片中的夫人和他的侄子都受到共产主义女战士的影响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忠实粉丝大读毛泽东语录（电视剧中引用毛的有些话并不是毛说的）。

伍迪继续扮演那个他在荧幕前一贯絮絮叨叨的胆小鬼形象。不同的是伍迪这次只想做个政治和性的笑话，一部轻松的喜剧电视剧，所以在这里不再谈论他那些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论。

伍迪的自嘲

值得一提的是伍迪在这部电视剧里借他侄子的口，调侃自己是一只鸵鸟。伍迪以前在接收史提格采访时曾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持续工作，与世隔绝地工作，不被其他任何事情打断。我一直活得像一只鸵鸟，这种方式固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好处，对于作家尤其如此。我喜欢独处，享受工作，我不喜欢参与其他活动。比如有的人拍电影，他们享受参加奥斯卡典礼受人瞩目的感觉，他和工作人员都是真心享受这个过程，他们并不是肤浅的人。我怀念那种乐趣，但我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我不会和演员吃饭，不会说很多话，也不会社交，这就是我的处世方式。”

与伍迪·艾伦有关的书包括好几类，首先是他自己结集出版的随笔、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他与作家、艺术家的深入对话也编成了好几本比较厚实的书，艾伦的传记常见到的已经有3本，哲学、电影理论和文艺理论领域的研究专著或者文集也有5种以上，其他的出版物还包括艾伦电影作品的解读和图片集。我的阅读印象跟观影印象没有明显区别，作为艺术家的艾伦将创作焦点定于个人层面，无意探讨社会和政治议题。 他认为，人类的故事由谋杀构成，改变的只有装饰。2001年9/11恐袭中穆斯林极端分子杀死美国人，后来变成美国人杀伊拉克人。在他小时候，希特勒谋杀犹太人，到现在则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互相屠杀。几千年的延续中政治就这样动荡不已，历史一再重复，了无新意。但作为公民，艾伦仍然坚持投票，只是对美国现状的评价不高。他说过，政治运作治标不治本，政治家首先选择打补丁的方式，就好比忧郁症患者认为或许从纽约搬到旧金山就能改变生活，但问题其实跟着他在走。 艾伦不是写《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即使政治题材入戏，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让政治讽刺承载道德寓意，只需要制造喜剧效果。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伍迪·艾伦电影中时而出现与政治有关的镜头，其中对于左派乃至极左的表现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香蕉》（Bananas, 1971）属于伍迪·艾伦早期的搞笑作品，此时他还在导演电影的见习阶段，能够调遣的主要才华来自于他作为笑话写手和美式单口相声演员的积累。艾伦扮演男主角菲尔丁，一个蓝领阶层的普通人，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障碍重重。比如有姑娘要求他用法语说“我爱你”才能引起感情冲动，但他不会，只能问“犹太人的希伯来语行不行？” 漂亮姑娘南希上门征求签名，请愿反对美国继续与拉美国家圣马科斯的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支持那里正在酝酿中的革命。追求南希失利以后，菲尔丁决定采取极端行动来证明自己值得成为姑娘感情的归宿，他南下圣马科斯加入了革命队伍。虚构的圣马科斯可以是中南美、加勒比海地区任何一个政权动荡的香蕉共和国，不过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古巴是吸引美国注意最多的国家，自然成为最自然的灵感来源。电影中革命者身上的绿军装、脸上的络腮胡和嘴上挂着的雪茄烟跟切·格瓦拉或者卡斯特罗形神俱似。 《香蕉》中他同时从游击队和统治者双方获取笑料，革命领袖艾斯珀西多与独裁者同样残酷无情。夺取政权后，陶醉在权力中的领袖宣布，“我是你们的新总统了，从今天起，瑞典语将成为圣马科斯的官方语言。你们的内衣必须每半小时换一次，而且只能外穿。所有16岁以下的儿童从现在起全部年满16岁。” David Evanier2015年出版的传记Woody: A Biography介绍，在《香蕉》完成以后，伍迪·艾伦曾为美国公共电视网在纽约的旗舰台WNET拍过一部电视剧《人在危机中》（Men in Crisis），讽刺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伍迪·艾伦所有的作品中，这一部离政治的距离最近。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美国民众对尼克松当局高度疑虑的背景下，他写出了这样的台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有很多想法以强化美国的执法，他面对的障碍只有资金不足，另外还有就是美国宪法。” 伍迪·艾伦剧中的笑话还包括尼克松夫人往往趁他不在的时候，将剧中相当于基辛格的角色招到白宫中发挥国家安全顾问以外的作用。靠公共资金、民间筹款和观众捐助维系运作的PBS在美国社会基本上以小心谨慎立足，很难得罪有影响力的人士。尼克松当局得知剧本内容后随即传出削减PBS预算的风声，但艾伦拒绝修改这些政治笑话，最后双方合作只能终止。PBS公布原因说这项制作涉及到共和党一方总统候选人，因此民主党一方将有权要求获得对等的时间出现在节目中，但电视网无法满足，所以只好取消播出计划。没人真的相信PBS方面的解释。 艾伦并没有放过年龄相近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犹太人基辛格。在1977年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艾伦扮演的主角、喜剧演员Alvy与人争论时表示，哈佛毕业的人也可能是傻瓜。为什么？“你要知道，哈佛也会犯错误，基辛格在那里教过书。” 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国将首都建在特拉维夫，其实从世界范围内看，犹太人真正的首都在纽约，尤其是布鲁克林，也就是伍迪·艾伦生长的地方。到1880年的时候，全纽约市共有8万左右犹太裔。随后东欧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纽约犹太人口到1920年时猛增至160万。发展至2012年时，这个数字仍然维持在100万左右，其中布鲁克林高达56万。伴随着这些移民一起来到美国的还有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到犹太复国主义。当时的犹太人承担着多重艰巨任务，他们需要摆脱贫困、迅速在新大陆立足、进而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还要抵制反犹主义、反对美国介入欧洲的战争。犹太人中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属于两个不同阵营，彼此兼容度不高。社会主义者立场偏温和，共产主义者比较激进，他们将自己看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愿意为莫斯科马首是瞻。 当时的环境催生出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纽约州议员，甚至还有一位国会议员Meyer London。1912年，Eugene Debs以社会主义党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大选，赢得了6%的选票，超过2016年大选中的自由党候选人、前墨西哥州长Gary Johnson(3.28%)与绿党候选人Jill Stein(1.06%)之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托洛茨基1920年代遭斯大林迫害被逼流亡。我一直有个假设，如果这位俄罗斯犹太人选择移居布鲁克林而不是墨西哥，他的人身安全应该更有保障。如果哪天突然有兴趣角逐代表布鲁克林的国会议员席位，托洛茨基当选的可能性极大。

1950年代，斯大林统治苏联的真相披露以后，社会主义信仰在纽约犹太人中逐渐遭到摒弃，但在美国当今的政治谱系中，他们仍然明显靠左，只是左倾程度有所不同。2016年大选对希拉里形成有力挑战的伯尼·桑德斯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称，他生长于布鲁克林。伍迪·艾伦4月接受《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采访的时候说，“我非常喜欢伯尼，他的主张特别棒，但我支持希拉里。我认为希拉里能做成更多伯尼想做的事情。” 艾伦也喜欢奥巴马，他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采取的不合作姿态感到不满。他开玩笑说奥巴马应该被授予等同于国王的权力，由此他可以更快地做更多好事。 在漫长、喧闹的2016年选举中，伍迪·艾伦见诸于大众媒体的言论只有寥寥数语。艾伦电影中的政治差不多都是这个份量，他笔下的人物对写情色诗歌的康明斯比对写《资本论》的马克思更感兴趣。即便如此，艾伦电影中仍然透露出有趣的政治信息，他亲近自由派（民主党）、远离保守派（共和党）的立场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呈现。 《香蕉》中，艾伦的角色菲尔丁流连在杂志堆中，镜头从右向左摇过各色丰乳肥臀，《搅》、《高潮》、《偶然的裸体主义者》等名字相继出现，镜头定格到的却是《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旗舰刊物。艾伦怎么也不可能将《纽约客》、《纽约书评》这类自由派杂志放进色情堆中。 《安妮·霍尔》（Annie Hall, 1976）中，大学生艾莉森告诉艾伦的角色艾维，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为“20世纪文学中的政治承诺”，艾维将左派的诸多特色融汇进一个句子，“你是不是…来自纽约、犹太人、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住中央公园西边、上布兰迪斯大学、进过社会主义者夏令营、父亲有本·沙恩的画作…?”艾维和艾莉森很快结为伴侣，虽然不久后分手，但总算经历过一段自由派与自由派之间才可能有的相濡以沫，比如在卧室热烈讨论沃伦委员会调查肯尼迪被刺案的过程是否公平，借以逃避身体亲近。 实际生活中政见不同也能成为夫妻，比如比尔·克林顿1992年竞选团队的主管后来娶了对手老布什的助手为妻。艾伦电影里类似的和解不大常见，男女之间的感情进一步深化前有必要搞清彼此的政治立场。《双生美莲达》(Melinda and Melinda，2004)中，喜剧演员Will Ferrel扮演的男主角霍比在夜总会里认识了个漂亮姑娘，两人的对话堪称性与政治的结晶。 他首先交代说，“我需要说明，我是个自由派。” 姑娘问，“你说的是政治上还是卧室里？” 霍比回答，“在政治上我是个自由派，在卧室里我是个左翼自由派。” 姑娘回应说，“在卧室里我是个极端分子。” 霍比似乎有些紧张，“我们可以坦诚相待吗？过去几个月我跟妻子没有真正生活过，缺少实践。所以，从政治上说，我需要一些“肯定性的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Affirmative Action此处为双关语，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我们一般译成“平权法案”，一个美国所有的华人父母大概都熟悉的术语。平权法案意在消除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内可能遭遇的歧视，但在目前这个阶段遭到很多华人家长的反对，尤其在教育领域。他们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真正的平权，但事实上他们的孩子即使考高分也未必能进好学校。相比之下，非洲裔或者拉丁裔的孩子只需要比华人孩子低的分数就可以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华人的想法固然有道理，只是缺少了对于美国民权运动发展的深入理解。 艾伦电影里的人物在谈情说爱或者走向出轨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话题还包括减税、公立学校的宗教祈祷和美国社会未来的正确发展方向，当然还有第二修正案。艾伦对拥枪一点也不热衷。1973年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中，他写过这样的台词，“哦，他可能是全国步枪协会NRA的成员，这是个帮助罪犯获得枪支以射杀公民的组织。这种行动被看作为公众服务。” 政治观点不同的人物撞到一起也可能特别有趣，比如《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2011)中，Owen Wilson中扮演的男主角吉尔每都晚可以回到1920年代文艺群星照耀下的巴黎，海明威、斯泰因、毕加索、达利、艾略特、菲茨杰拉德、高更、德加纷纷出现。与老夫老妻不同，吉尔与女主角伊内兹毕竟只是未婚夫妻，两人之间还没来得及形成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的根本分歧，形成对照的是未来的岳父、美国式民族主义者约翰。约翰对内支持政治主张极右的茶党，对外鄙视自由化的欧洲，即使法国葡萄酒的品质举世公认，他也坚持认为加州葡萄酒更好。约翰和吉尔之间针锋相对的时候比相谈甚欢的时候多，伊拉克战争之类的问题就能成为导火索。他对让吉尔着迷的活跃在巴黎的那些人物兴趣不大，当认定一心惦记着要回到20年代的吉尔其实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的临别赠言是“替我向托洛茨基问好。” 《午夜巴黎》放映时的2011年中国其实已经基本崛起，只是全世界的感受还不一定特别强烈。至少从伍迪·艾伦看，他受到的影响还不至于让北京取代莫斯科，电影中的约翰无法说出“替我向陈独秀、李大钊问好”的台词。等到2016年的时候，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风向标之一应该就是毛主席进入了伍迪·艾伦的剧本。 艾伦为亚马逊制作的6集短剧《六度危机》（Crisis in Six Scenes）以动荡的1960年代为背景，跟《香蕉》接近，但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仅顺带提及，取而代之的红太阳是毛主席。剧中青春女星Miley Cyrus扮演的兰妮政治上属于极左，即使中国的红卫兵恐怕也只能远远地站在她的右边。兰妮将联邦调查局FBI视作纳粹的盖世太保，美国媒体大致等同于法西斯的宣传机器，她挂在嘴边的话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会因为她而感到骄傲。 艾伦扮演男主角西德尼，Elaine May扮演妻子、心理医生凯瑟琳。凯瑟琳具有浓郁的美国温和左派气质，极左的兰妮推荐红宝书之初，凯瑟琳还分不清Mao和Mayo。Mayo是美国一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地位相当于北京协和医院。不过她的悟性很高，稍加阅读以后即为毛主席语录中体现出的智慧着迷。 凯瑟琳组织的家庭读书会有十来位老太太参加，她给大家介绍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他是谁？那种极具现代风格的夹克就是以他命名的！”老太太们纷纷表示，我们喜欢毛式服装，非常简单却具有低调之美，中国人的视觉感受力非常好。读书会的老太太们认为毛泽东很伟大，哪怕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比如取消缠足习俗。有一位尤其能够感同身受，她不久前买的一双鞋子小了一码，生活立即陷入极度困境。老太太都来自生活在纽约郊区特有教养的家庭，她们肯定理解，既然穿小一码的鞋子都痛苦不堪，缠足只能是人间地狱了。 直到1976年前，美国左派对中国的真相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他们并不认同中国由一个共产主义的独裁者统治的常规说法。相反，他们认为毛泽东领导中国乃是历史的必然，比此前的动荡要好得多，或者说是中国走上正轨必须经过的阶段。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文革和毛主席确实为美国激进人士所追捧。不惜以暴力为手段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s)不仅读《毛主席语录》，他们更进一步研读、印发、传播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Simon Leys、林培瑞等中国研究者逐渐揭示出皇帝新衣般的真相，美国左派才基本摆脱幻觉。 妻子凯瑟琳和朋友们能够朗朗上口的毛主席语录越来越多，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似乎特别得到大家的青睐，剧中出现两次。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老太太们开始反思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荒谬之处，随即琢磨着怎么去征兵办公室门口抗议，但她们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将遇到重重心理阻力。其中一位老太太提出裸体抗议，另外一位觉得如果要裸体，自己首先要减掉7、8磅体重。由此可以想见，她们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努力很可能被迫一再延迟。 电视剧中也有些听起来不那么熟悉的语录，比如“无需经过努力就能到手的姑娘不值得追求”(No girl is worth achieving without some effort.)。我非常诧异老人家还有时间在青春议题上发表看法，经过认真搜索《毛主席语录》英文版过后我才笑出来，这是艾伦自编的语录。其他作为笑料的“语录”还包括“共产党员背叛信仰才会爱上脐橙”、“你眼中的逃犯，在别人看来却是为自由而战的勇士”、“手无寸铁者如同狼群中的羊”、“生活无法预测，除了以死亡为结局”、“国家的法律其实在街头写就”，其中有些文字像是来自美国中餐馆独有的签语饼中裹着的那些纸条。 与妻子对世界革命充满向往不同，丈夫西德尼比较冷静，年轻的激进分子兰妮干脆视之为“鸵鸟”。任凭国际国内形势风起云涌，他仍然埋头专注于写作。西德尼用自己的语录来平衡毛主席语录，比如“小心极端分子，不管她们的诉求有多么正义。”当妻子热血沸腾的时候，他提醒说你们最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政治，而是髋关节手术。当众人为毛主席着迷的时候，他提醒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只有极少数人超重。不管中国还是美国，从广泛传播的领袖标准像中确实不容易看出饥荒的蛛丝马迹。在这部连续剧中，艾伦凸显了社会主义者和饥饿的联系，包括兰妮在内的左派经常饥肠辘辘，有机会补充食物的时候总会超量，以至于艾伦的角色西德尼发问，“所有的革命家都吃这么多？一旦开吃就停不下来？”